连比尔·阿克曼都有“Brad Pitt 时刻”，我们的人生低谷是不是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在 2025 年《福布斯》思想颠覆者峰会（Forbes Iconoclast Summit） 上跟主持人有段访谈，深入探讨了他的职业生涯、投资策略以及近期的激进行动。
我觉得有些意思，跟各位球友们分享一下：
主持人：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但谢谢你加入我们，Bill。
当然，先来一点背景介绍，甚至在“企业家”这个词还没有被广泛使用的时候，你成长过程中就想要自己干事，做生意。比如在哈佛的时候，你做过一本旅行指南。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在哈佛的地下室里为一个大学生赚到了一笔“真金白银”的。
——当然可以。我当时去给《Let's Go》旅行指南打工，那是哈佛学生办的，我负责卖广告。他们的佣金结构是为“不那么积极”的人设计的。但我一个夏天赚了大约14,000美元。他们想尽办法阻止我继续卖广告，因为他们担心我赚的钱会比那个职业经理人还多。这是一次很有趣的人生经历。而且我当时还不知道学生也得交税。我拿着那14,000美元就买了一个全世界最好的音响。结果税单来了。
——所以你支持单一税制吗？
——对你来说？
——可能不会吧。不过我确实支持对税收管理方式进行有意义的改革。
大学毕业以后，在国税局找上门之前，你也接触了一点金融和房地产？
——对。我在我父亲的公司工作了不到两年，他主要是给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人安排融资。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想当投资人，而不是融资中介。
——你想独立，想自己干。可一个年轻人怎么去融资？你们当时融了多少钱，又是怎么做到的？
——我有个合伙人，是商学院的同学。这有点像相亲，你不能怕被拒绝，得厚着脸皮去问。但我们故事讲得不错，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们直接翻《福布斯400富豪榜》，冷不防就打电话去约见。榜上的很多企业家都喜欢年轻人创业的想法，他们愿意参与。我们就这样筹到了钱。当时我们向人要的就是五十万美元，他们也喜欢这种“当早期投资人”的心理满足。
——你们其中一个大动作就是洛克菲勒中心。说说吧。
——洛克菲勒中心当时有一家上市公司，持有一笔价值13亿美元的抵押贷款。那时候日本人正在抛弃美国房地产，这笔贷款快要违约了，意味着我们有机会用极低的价格拿到洛克菲勒中心的权益。我们买了一部分股份。我真的给榜上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打过电话，想找合作伙伴买下这笔贷款，从而控制洛克菲勒中心。那时候我认识了大卫·洛克菲勒、Jerry Speyer，还有 Joe Steinberg，他后来对我很重要。这对我的职业生涯是个很棒的开始。
——接下来是 Tim Hortons，对吧？
——没错。Pershing Square 的第一次激进投资是 Wendy’s，当时《巴伦周刊》写文章说它股价很便宜，而它还拥有 Tim Hortons。那时我们买下了 Wendy’s 10%的股份，公司整体估值约45亿美元，而 Tim Hortons 单独一年就赚4.5亿美元。我们觉得 Tim Hortons 的价值比 Wendy’s 全部都高，所以我们的逻辑是把两者拆分。结果他们起初不理我们，电话不接，邮件不回。我找了 Blackstone 的朋友帮忙做“公平性意见”，算算如果分拆 Tim Hortons，Wendy’s 值多少钱。Steve Schwarzman 批准了这份意见书，我们把它寄给了监管部门。六周后，他们真的拆分了，股价翻倍。这是我们激进投资的开始。
——那你们的激进主义标准是什么？
——现在我基本“退休”了，因为如果没人认识你，你才能靠激进行动影响公司。但我们现在已经存在足够久了，公司会主动接我们电话。不过我的“激进基因”还在，比如我在 X 上发声。如果我对某件事很有热情，我会坚持表达，我一直是言论自由的支持者。
——你喜欢所谓“超级耐久”的公司，对吧？
——没错。一个金融资产的价值，是它未来现金流的现值。要能做折现现金流模型，就必须能预测这些现金流，所以生意必须经得起时间考验。我们找的是那种永远不需要卖掉、能不断成长的企业。这种公司不多，所以我们持仓也很集中。
——所以你一年只有一个好点子？
——一到两个，算我们幸运。但这足够了。
——你说的“版税型生意”是什么意思？
——最好的生意是不需要投入太多资本，就能收取持续增长的“版税”。比如资产管理，如果投资做得好，你能收取管理费。Tim Hortons 就是典型，他们有品牌和体系，但资本投入是由加盟商承担的，他们只要从每杯咖啡和甜甜圈里抽取版税。Universal Music 收取的是“听音乐”的版税。Hilton 酒店靠品牌收版税，资本也是别人投的。我们投资的大多数公司都可以看作“增长型年金”。关键问题是：哪些版税能长久持续下去？
——比如 Uber？
——我觉得 Uber 就是这种模式。他们不用买车，不用雇司机，他们有平台，把需求和供给整合起来，然后抽取大约20%的佣金。这是个了不起的生意，只要你能相信 Uber 平台十年、二十年后仍然存在。
——有时候看上去贵，但其实是便宜的？比如 Chipotle。
——对。当年 Chipotle 因为食品安全危机，销售崩盘，大家觉得它要完蛋了，股价并不显得便宜。但如果你相信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那它其实极便宜。事实证明，后来股价涨了九倍。
——你现在在 Howard Hughes 上的投资，和 Pershing 以往的操作不太一样吧？
——是的。我们平常的工作是买公司少数股权，帮助它们变得更成功，持有时间很长，但不是控股，只买 5%、10%、2% 的股份。不过我们通常是有影响力的股东。我一直很崇拜巴菲特。回顾他的历史：1955 年他开了一个小基金，1962 年买入了一家快要倒闭的纺织公司，因为够便宜。到 1968 年，他控制了一家不算好、但还算便宜的公司。后来他不想再做别人资金随时可以进出的对冲基金了，就“收山”用控股平台来投资。他先买了保险公司和银行，最后才建成了今天的一万亿美元帝国。巴菲特一直是我非正式的导师。
——你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他的信、Graham & Dodd，还有《福布斯》杂志？
——对，全部都看过。真事。我是忠实订户。订阅的回报率非常高。可惜媒体公司总体表现不好，其实财经媒体完全可以很赚钱。
——所以现在 Howard Hughes 是你实现“巴菲特模式”的平台？
——没错。今天我们持有 Howard Hughes 47% 的股份。我们的想法和巴菲特类似，但起点不一样。巴菲特是从濒死的纺织厂起步，而 Howard Hughes 是一家很特别的上市公司，主要业务是建设和运营“城市”，市场长期低估它。我们控股之后，计划要么收购、要么自建一家保险公司，再结合长期复利，把 Pershing 的投资业绩和保险业务结合起来，长期高复合增长。
——保险和投资结合的关键是什么？
——伯克希尔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有全球最赚钱的保险公司，还能把保险资金投入股票市场。单独的保险公司受限于监管，投资范围很窄。但如果保险公司隶属于一个多元化的控股公司，风险更低、信用评级更高，客户更信任，资本使用就更灵活。我们的计划也是一样。Pershing 管理 300 亿美元资产，有雄厚资本撑着。Howard Hughes 自身也有 50 亿股东权益，再叠加保险子公司，我们就能像巴菲特那样，把两端的利润都赚到：一端是保险低成本负债，另一端是资产投资收益。过去 21 年，Pershing 的年化收益大约是 23%，近 8 年有永久资本后是 27–28%。把这样的投资记录和优秀保险人结合，效果会很惊人。
关于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你对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也很有兴趣？
——是的，我们长期持有。
——它们在 08、09 金融危机时不是破产并被救助了吗？
——对，当时我们是做空的，赚了一些。后来在 2012 年又买回来了。
——政府每年从里面抽走 200 亿美元，不太可能轻易放手吧？
——没错，政府不愿放手。但好消息是，美国财政赤字巨大，政府债务 36 万亿美元，需要想办法增加“资产”一端的收益。政府现在持有 Fannie 和 Freddie 约 80% 的股份和优先股。这两家公司其实是非常赚钱的生意。政府的持股价值接近 3000 亿美元。它们现在还处于“托管”状态——原本是临时措施，但已经 16 年了。现在的资本水平比过去 60 年都高。以前只要求 0.45% 的资本金，现在是 2.5%。而且它们只买“合格贷款”，就是安全的中产阶级首套住房贷款，违约率极低。它们把贷款打包成证券，收取保证费。这就是一个稳定的“版税模式”。
——如果它们私有化，会不会导致按揭利率飙升？
——不会。评级机构已经说过，私有化不会导致评级下降。Fannie 和 Freddie 的证券甚至可以说比美国国债还安全，因为它们背后是真实抵押物。它们有 7 万亿美元的担保资产池，每年收 65 个基点的保证费，现金流庞大。即使金融危机再来，它们先有几千亿美元的资本金，再有 4000 亿政府优先股额度可以动用，还能继续赚钱。所以安全性极高。
——政治上能实现吗？
——批评声音肯定有，说什么“会把房贷推到 9%”，其实是误导。只要设计合理，私有化完全可以保持 30 年按揭稳定、利率不变，还能让企业更高效运作。
关于职业低谷与复苏
——你的人生经历对很多人是激励。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比如 Gotham 的失败，再比如 2014 年那段差点被同行打垮的经历。能不能讲讲？
——是的。那时候我们投了 Valeant 制药，亏了 85%。媒体狂轰滥炸，行业里很多人联合起来打压我们，比如伊坎，还有其他基金。他们逼空我们、做多我们做空的 Herbalife，给我们施加巨大压力。
幸运的是，我们几年前设立了一个上市基金，有“永久资本”。我借了 3 亿美元，买下控股权，从而避免了被清算。如果没有这层结构，可能就彻底结束了。
——那你当时怎么说服摩根大通借钱给你？
——我一直守信用，从来没有违约过。虽然处境艰难：基金下跌 30%，媒体负面报道不断，我还在经历离婚。但我和 JP Morgan 坐下来，他们最终批了无抵押贷款，3 亿美元。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是摩根大通最大的个人无担保贷款客户。这就是所谓“贷款看人”。我也如约还清了。
——你怎么从低谷走出来的？
——我告诉自己每天都要有点进步，不管多小。复利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哪怕每天进步 0.1%，积累下来也很惊人。我不去回头看“自己失去了多少”，只看下一步、再下一步。90 天之后，你就能感觉到自己走出了困境。
同时，健康非常重要。我那时彻底戒糖，坚持运动、营养、睡眠，还有和爱你、你爱的人在一起。这能帮你挺过一切。我就是在最低谷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妻子，她几乎是我的救赎。
关于哈佛与高等教育
——你在教育方面非常活跃，尤其是哈佛。你曾形容哈佛就像“一个从没真正工作过的信托基金富二代”。谈谈 10 月 7 日之后你的感受，以及你发现的高等教育中的问题。
——我在哈佛的求学经历其实很正面，也读了哈佛商学院。偶尔会回去和学生聊聊。后来我的女儿也从哈佛毕业，那是我第一次察觉到变化。她毕业后的头两年，只要一提到资本主义，就表现出强烈的负面态度。我觉得很奇怪。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要信仰资本主义，但她那种彻底的否定让我震惊。
10 月 7 日是个可怕的日子，但 10 月 8 日哈佛校园上的反应更糟。34 个学生组织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要对哈马斯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当时恐怖分子还在以色列土地上杀人。这让我非常震惊。我去了校园，和学生、老师交谈，发现很多人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背后是一套在高等教育里广泛传播的意识形态：世界被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你必须站队。性别、肤色、性取向决定你在这个框架里的位置。如果你是成功人士、白人男性、犹太人、亚裔，你就自动被归为“压迫者”。资本主义被描述为零和游戏：贝索斯有 1000 亿美元，就意味着别人少了 1000 亿。这种思想已经深刻渗透进了哈佛和其他高校。
DEI（多元、公平、包容）运动也是推动力。我起初理解的“多元”是好事，“公平”是公正，“包容”是让每个人都舒适。但实际上，它变成了一种扭曲的意识形态，把成功解释为压迫别人的结果。这是很有害的。
哈佛的治理与财务
——再说说哈佛的治理结构和财务状况。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时，很多学校都学耶鲁的捐赠基金模式，结果流动性崩溃。如今哈佛看似富有，却缺现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哈佛管理得非常糟糕。一个大学应该花钱的地方有两个：一是扩大招生规模，二是建设师资。但从我毕业到现在 35 年，毕业人数只从 1640 增到 1700，仅增长 4%。而美国人口却大幅增长。美国学生的比例下降到只剩 73%，27% 是国际学生。作为培养美国领导人的地方，它没有履行好职责。
与此同时，行政人员暴涨，成本上升，而教师人数 15 年来几乎没增加。它们靠捐赠基金和政府资金维持运营。问题是：捐赠基金 530 亿美元，其中 80% 投在流动性差的资产上：房地产、PE、VC、对冲基金。为了支撑运营，学校近年还大量借债，如今负债 80 亿美元，过去 18 个月就新增了几十亿。
为什么这样？因为非流动性资产看起来波动小，账面更好看，管理者更容易保住饭碗。但实际上风险极大。如果真要卖掉这些资产，根本卖不到账面价。
——而且哈佛董事会是自我任命的，对吗？
——没错。哈佛由 13 人董事会掌控，他们自己选自己。任何一家被这么糟糕管理的公司，股东早就把董事赶走了。但哈佛依然由同一批人把持。
政治、华府与变革
——最后，你提出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改变不是来自“野蛮人”，而是来自“钱”。
——是的。科学系的教授们并不是问题的根源，但他们也要为整体负责。真正把学校带偏的是一部分教师和学生。而董事会没有及时出手。当政府说：我们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言论自由、安全、反犹主义，否则我们就停掉资金。哈佛却回答“不”，甚至起诉政府。特朗普自然强烈反击。他们把自己逼进了死角。
要解决其实不难：董事长辞职，总校长去白宫道歉，承诺解决 A、B、C、D 问题。这样政府和学校达成共识，问题就能缓和。否则，政府很可能和另一所大学达成“示范协议”，那所大学得到联邦资金，而哈佛失去。
——那和关税问题类似。你认为最终能解决吗？
——我是乐观的。
访谈里讲比尔阿克曼还提到了他的一个 人生最低谷时的“Brad Pitt 时刻”：
当时（大概 2015–2016 年左右），Ackman 的基金因为 Valeant 制药投资失败，亏损严重，媒体攻击、同行狙击、自己还在经历离婚诉讼，可以说“内外交困”。
就在这个低谷，他认识了 Neri Oxman ——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师、设计学教授。她聪明又漂亮，给了他很多精神支持，他形容对方像是“救赎”。
但是有一天，Oxman 打电话告诉他说：
“Bill，你猜今天谁来我的实验室？”
Ackman 说：“不知道。”
她说：“Brad Pitt。”
因为布拉德·皮特本身确实对建筑和设计有兴趣。
Ackman 听完当然一脸“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反应，心里却慌了。他说自己整整一天发消息都没有得到回复（连已读蓝勾都没有），直到晚上九、十点才接到电话，说她和 Brad Pitt 一起在实验室度过一天，还出去吃了晚饭。
在那种时候，他本来已经觉得可能要失去基金、失去声誉、还要输掉官司，结果又觉得可能连女朋友都要被布拉德·皮特“抢走”。所以他称这是自己“谷底中的谷底”。
最后当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他和 Neri Oxman 后来结婚了（2019 年），感情很好。这个故事只是他拿来自嘲，说明自己当时有多“倒霉”，甚至连 Brad Pitt 都像是来给他最后一击。
没想到连比尔阿克曼这样的妥妥高富帅的人生也会有这样的“至暗时刻”，那么我们普通人遇到些人生低谷不也是很正常吗？
再重发一下比尔阿克曼在其人生低谷时是如何做的：
——你怎么从低谷走出来的？
——我告诉自己每天都要有点进步，不管多小。复利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哪怕每天进步 0.1%，积累下来也很惊人。我不去回头看“自己失去了多少”，只看下一步、再下一步。90 天之后，你就能感觉到自己走出了困境。
同时，健康非常重要。我那时彻底戒糖，坚持运动、营养、睡眠，还有和爱你、你爱的人在一起。这能帮你挺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