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末,万科的一纸公告让整个资本市场打了个寒颤。这家曾经的房地产“优等生”,首次寻求20亿元中期票据展期,股债随即连续暴跌,股价一夜之间跌回了十年前的水平。风暴眼中,一个曾经无比高调的身影,此刻却异常安静,她就是万科的前独立董事,刘姝威。
时间拨回2017年,那是刘姝威的高光时刻。在轰动全国的“宝万之争”硝烟渐散后,她被新任大股东深圳地铁提名,成为了万科的独立董事。上任之初,她慷慨陈词,说自己接受提名是为了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并称“万宝事件”若不制止,将损害全体中国上市公司的利益。
更早之前,在“宝万之争”白热化的2015年底到2016年,作为学者的刘姝威曾连发多篇文章,猛烈质疑宝能收购万科的资金来源,坚定地站在了万科管理层一边。那时的她,被市场视为中小股东的“守护者”,是敢于对资本大鳄说“不”的斗士。
然而,这位斗士的独董生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独立性”的质疑。因为她鲜明的立场,市场普遍认为她更像是万科管理层的“辩护士”。有分析人士当时就指出,她的文章“虽然调门很高,却缺少扎实的说服力”。这种因大股东提名而带来的角色尴尬,似乎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刘姝威的独董任期在2023年结束。这个时间点,事后看来颇为微妙。就在她卸任前后,万科这座大厦的根基已经开始松动。2024年,万科出现了上市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而到了2025年,危机全面爆发:前三季度净亏损高达280.2亿元,有息负债超过3600亿元。
为了自救,万科质押了旗下最优质的资产万物云的全部股权,出售贝壳股票,甚至核心子公司深圳万科的股权也被冻结。最终,走到了公开寻求债券展期这一步,这被市场解读为大股东深圳地铁可能不再提供无限制支持的明确信号。
在万科最需要专业、独立的声音来剖析困境、稳定市场信心的时刻,那位曾誓言保护中小股东、每年领取60万元薪酬的刘姝威,已经不在其位,也未曾就其任职期间公司的风险积累发表过任何公开见解。她的静默,与当年的高调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种在危机全面爆发前“完美”离场的时机,不禁让无数投资者追问:独董,究竟在为什么负责?
刘姝威和万科的故事,绝非个例,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多年的痼疾。这个制度自2001年引入以来,“花瓶独董”、“人情董事”的批评就从未停止。核心的症结在于,独董的“饭碗”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监督对象手里。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独董由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提名。
当你的职位和薪酬都由大股东或管理层决定时,真正的独立性又从何谈起?一位专家直言,现实中独董人选往往是“朋友的朋友”,依靠熟人社会推荐产生,独立性难以保证。
独董履职的困境不止于此。他们在公司内部常常“单打独斗”,缺乏有效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履职抓手。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掌握着公司的真实情况,如果对方有意隐瞒,独董很难做出准确判断。
此外,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操作和财务处理,部分独董的专业能力也面临挑战。在万科案例中,有分析指出公司存在通过复杂资管计划(如金鹏、德赢计划)进行利益绑定、以及被质疑利用关联方进行“影子银行”操作的情况。对于这些可能蕴含重大风险的操作,独董的监督作用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监管层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2023年,被称为“独董新规”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旨在强化独董的独立性、清晰其职责边界,并建立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等机制,试图改变其“单打独斗”的局面。
新规实施两年后,专家认为独董在参与决策和监督制衡方面的表现确有改善。然而,根本性的挑战依然存在。如何切断独董与大股东之间隐形的“人情”与利益纽带,如何确保他们不仅能“合规”地签字,更能“主动”地预警,依然是待解的难题。
刘姝威的沉默,或许是她个人的选择。但这场静默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个人层面。它拷问着每一个领取丰厚薪酬的独董:你们的责任,是仅仅在风平浪静时出席会议、在风波来临时为某一方站台,还是在风险萌芽时,就敢于做那个“说出皇帝没穿新衣”的孩子?
它更拷问着整个制度的设计:当一家像万科这样的行业标杆轰然倾侧时,我们才发现,本应立于危墙之下的监督者,或许早已“安全”离场。中小股东们守护利益的期待,最终可能和那位“守护神”的背影一样,悄然消失在危机的尘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