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倾家荡产给客户定制了一套价值三十多亿的豪宅,装修都干到百分之九十九了,客户突然拍拍屁股说这房子我不要了,定金你留着,剩下的二十多亿尾款你也别想了,你会有什么反应?
这不是什么网络段子,而是二零二五年十月真实发生在新加坡海工巨头海庭公司身上的扎心事。
当时这艘名为风力涡轮机安装船的庞然大物,完工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九,眼看着就要交付收钱了,结果丹麦的马士基海上风电公司直接甩过来一份终止合同的通知,这事儿在国际海工圈子里瞬间炸开了锅。
大家都在感叹,这哪是在做生意,这简直是在玩命。
咱们得先聊聊这艘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这可不是一般的运货船,它是海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专业术语叫WTIV。
这玩意儿长着四条巨大的抬升腿,能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把自己稳稳地撑起来,像个海上平台一样。
它上面配的起重机能吊起数千吨的重物,专门负责在深海里安装那些几十层楼高的风电机组。
按照海庭和马士基当初的约定,这艘船价值四点七五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三十多个亿。
可问题就出在当初签的那份合同上,简直就是一份自杀式协议。
海庭竟然同意了百分之八十的尾款在交船时才付清。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船厂得自己先垫付绝大部分的材料费、人工费和研发费,辛辛苦苦干了几年,所有的风险全压在自己肩膀上,就等最后那一哆嗦。
这种合同结构在圈内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海庭这种老牌巨头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这就得说到二零二二年那场轰动全球的合并了。
当时新加坡的两大造船霸主胜科海事和吉宝岸外与海事宣布合并,海庭应运而生。
新公司成立,总得拿点成绩给资本市场看吧?
为了证明一加一大于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当时的管理层急于求成,在二零二二年三月签下了这份订单。
说白了,就是为了面子工程,透支了公司的财务安全。
这种急躁的情绪让海庭在谈判桌上失去了底线,接受了马士基这种近乎勒索的付款条件。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更大的黑天鹅还在后面。
这艘船原本是马士基为了承接美国纽约长岛海域的一个叫Empire Wind的海上风电项目而造的。
结果二零二五年美国那边的能源政策跟翻烧饼一样,变脸比翻书还快。
由于政见博弈,美国内政部对这个项目的许可撤了又发,发了又撤,最后导致项目彻底停摆。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约有百分之二十八的海上风电项目因为政策不确定性和供应链成本上升而面临延期或取消。
马士基一看,项目都没了,我要这艘船干嘛?
于是他们利用合同里的漏洞,借口交船延误,直接宣布撤单。
这下海庭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你要知道,这种WTIV是高度定制化的。
它是根据Empire Wind项目那个海域的水深、洋流、风机尺寸量身定做的。
这就好比你给姚明定做了一身西装,结果姚明不买了,你这衣服卖给谁去?
在二手市场上,这种船的流转性极差,如果没人接手,它就是一堆泡在海水里的钢铁废料。
海庭当时面临的局面是,要么打官司,要么认栽。
说到打官司,合同约定的仲裁地点在伦敦。
熟悉国际贸易的朋友都知道,伦敦海事仲裁那就是个烧钱的无底洞。
对于海庭这种上市公司来说,一旦陷入长达数年的法律拉锯战,不仅律师费贵得惊人,更重要的是股价会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而崩盘,现金流也会被彻底拖垮。
马士基正是看准了海庭拖不起,才敢如此强硬。
在这一场博弈中,海庭作为乙方,尊严被踩在了泥土里。
这时候我们不由得想起咱们中国的大船海工。
十年前,大船海工也遇到过类似的烂摊子。
当时挪威的石油钻井巨头撤单,也是因为这种自杀式的合同条款。
但不同的是,大船海工背后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国信保直接赔付了十七点八亿元人民币,这笔钱成了大船海工重生的救命钱。
这种国家级的政策性保险,在极端市场波动下,就是民族工业的压舱石。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海庭就没这么幸运了,它更多只能依赖商业银行和自救,在国际资本的收割面前显得格外孤单。
最终,海庭为了不让这艘船烂在手里,想出了一个极其无奈的和解方案:自备贷款。
简单来说,就是海庭自己掏出十八亿人民币,借给马士基,让马士基用这笔钱来买海庭的船。
马士基分十年把这笔钱还给海庭。
你瞧瞧,这叫什么事儿?
我卖给你东西,还得借钱给你付账,我不仅成了造船的,还得兼职当银行。
虽然海庭保留了船舶的抵押权,但这本质上是把现在的财务危机转化成了长达十年的信用风险。
这种卖方融资模式在海工领域如此大规模的应用,确实让人大跌眼镜,也侧面反映出现在的海工贸易正在向金融服务化转型,船厂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了极限。
不仅如此,从行业大环境来看,这种“弃船”现象并非偶然。
在二零二四年至二零二五年间,全球通胀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了约百分之二十,而海上风电的电价补贴却在不断退坡。
很多像马士基这样的运营商发现,继续履行合同不仅要支付高昂的尾款,还得面对一个可能亏本的项目。
于是,他们宁愿损失掉那百分之二十的预付款,也要断臂求生。
这种商业逻辑虽然冷酷,但在资本市场却是常态。
海庭的遭遇也揭示了新加坡海工产业在转型期的阵痛。
曾经,新加坡以高效和精细化管理著称,但在面对这种地缘政治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时,单一的商业逻辑显得非常脆弱。
海庭在合并之初,为了在财报上好看,过度扩张了这类高风险、高定制化的订单。
现在看来,这种策略无异于饮鸩止渴。
一个企业如果失去了对风险的基本敬畏,无论它的技术多么先进,都可能在转瞬之间崩塌。
再看马士基这边,虽然他们通过撤单暂时保住了现金流,但这种做法在行业内的声誉损失也是巨大的。
但在绝对的利益面前,声誉往往被排在了最后。
这种“甲方霸权”在国际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屡见不鲜,尤其是当核心技术和市场份额掌握在少数几家西方巨头手中时,像海庭这样的亚洲承包商,往往处于食物链的底端,承担了最多的研发成本和施工风险,却拿到了最少的利润。
这起事件给所有的出海企业都上了一课。
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你还得懂地缘政治,懂复杂的金融杠杆,更得有风险防范的底线。
千万别为了账面上的一点订单数字,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海工装备这种大国重器,背后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支持,真的很难在波诡云谲的全球市场中站稳脚跟。
海庭的这次断臂求生,或许能保住一时的平安,但那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低头的辛酸,恐怕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这种“我借钱给你买我东西”的魔幻现实,是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的一个缩影。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全球化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每一个合同条款都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坑。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如何在保持技术领先的同时,构建起完善的金融防护网和风险预警机制,是未来几十年都绕不开的必修课。
其实,这种海工领域的博弈,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资源、权力和规则的较量。
谁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谁就能在危机发生时把风险转嫁给他人。
海庭的妥协,是对现实的低头,也是对未来的一种豪赌。
如果十年内马士基运营良好,这笔钱还能收回来;如果中间再出点什么岔子,这三十多亿恐怕就真的成了打水漂的冤枉钱。
这种如履薄冰的经营状态,折射出整个行业在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的集体焦虑。
我们常说,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但在这种大型工程合同中,如果利益的分配严重失衡,那么合作的基础就会变得像沙子一样松散。
海庭的教训告诉我们,在追求大订单和大项目的时候,一定要留好退路。
毕竟,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
希望未来的海工市场能多一些契约精神,少一些尔虞我诈,让那些真正流汗干活的企业,能挺起腰杆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