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亿诈骗案十年拉锯：光大与招行的金融罗生门

2026年初，长春中院的一纸传票，让尘封十余年的“3.5亿金融诈骗案”再次引爆行业关注。光大银行长春分行重启诉讼，不仅将老对手招商银行无锡分行列为第一被告，还追加中山证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等机构入局，要求总计赔偿4.89亿元（3.5亿本金+1.39亿资金占用费）。这场横跨刑事与民事、历经多次反转的金融大案，如同一场漫长的罗生门，折射出金融机构内控的深层漏洞、同业业务的灰色地带，以及法律在复杂金融纠纷中的艰难平衡。
上半场：基层员工与民企老板的疯狂骗局
故事的起点，是2013年吉林通化的一家小型米业公司。聚鑫源米业老板刘孝义深陷高利贷与银行债务泥潭，为了在期货市场“翻身”，他经人介绍结识了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汽车厂支行行长助理张磊。起初，张磊试图为刘孝义直接申请3.5亿贷款，但因企业资质不足未能通过风控审核。然而，这一失败并未让两人收手，反而催生了更隐蔽的作案路径。
2014年，张磊与刘孝义联手设计了一套“同业存款+委托定向投资”的双层架构：第一步，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以一年期同业存款的名义，将3.5亿元转入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第二步，招行无锡分行通过中山证券、平安银行的通道，将资金以委托贷款形式发放给聚鑫源米业。为了让这套流程“合法”，张磊伪造了光大银行的公章、授信批复等文件，甚至在招行人员发现印鉴不符时，还炮制了“印章磨损”的虚假说明，最终让资金顺利流出。
3.5亿元到账后，刘孝义立刻拿出2000万元贿赂张磊，850万元打点中介，剩余资金大部分用于偿还高利贷与银行旧债，另有1亿多元投入期货市场最终血本无归。短短三个月后，招行无锡分行发现贷款异常并报案，2016年无锡中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刘孝义无期徒刑，张磊也因骗取贷款罪获刑6年。刑事判决虽尘埃落定，但3.5亿元的资金损失如何追责，才是这场金融大戏的真正开端。
中场：同业存款与委托投资的法律争议
刑事判决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迅速将招商银行无锡分行告上法庭，核心争议聚焦于3.5亿元的性质：是“同业存款”还是“委托定向投资”？
如果认定为同业存款，招行无锡分行需向光大还本付息；若认定为委托投资，则光大需自行承担风险。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指出，《委托定向投资协议》上的光大银行公章系张磊伪造，且招行无法证明张磊构成“表见代理”——招行员工仅因信任张磊就将协议交其盖章，甚至在发现印鉴不符时未向光大总行核实，反而协助出具虚假说明，存在重大过失。最终，一审法院判定《同业存款协议》有效，《委托定向投资协议》无效，判令招行向光大支付3.5亿本金及利息。
这一判决看似厘清了责任，却未触及案件的核心矛盾：金融同业业务中，“合规形式”与“非法目的”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招行无锡分行认为，《同业存款协议》只是张磊诈骗的“幌子”，本质是为了掩盖非法放贷的目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认定无效。这一主张在二审中迎来了关键反转。
下半场：最高法院的颠覆性判决
2017年，招商银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迎来了颠覆性的结果。最高法院在审理中结合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同业存款协议》是张磊、刘孝义实施诈骗的“犯罪工具”——尽管光大与招行主观上并无违法意图，但该协议客观上成为诈骗链条的关键环节，符合《合同法》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
这一认定彻底改变了案件走向：既然《同业存款协议》无效，光大银行基于该协议的还款请求便失去了法律基础，最高法院最终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光大的全部诉求。这一判决不仅是对合同效力的法律认定，更直指金融同业业务的风险隐患：当基层员工的个人行为与机构名义交织时，金融机构如何防范“内部人作案”？当业务流程被犯罪利用时，合规形式能否掩盖非法目的？
新棋局：多方追责的复杂博弈
2026年，光大银行长春分行重启诉讼并追加被告，将中山证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等资金通道机构纳入追责范围，试图通过“分摊责任”挽回损失。从法律角度看，这类追加被告的策略并非无的放矢——通道机构在资金流转中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是否对诈骗行为存在过错，将成为庭审的焦点。
这场跨越十年的金融大案，早已超越了单一诈骗案的范畴，成为观察中国金融生态的一面镜子：它暴露出中小金融机构内控的薄弱环节，基层员工仅凭个人关系就能撬动巨额资金；也反映出同业业务中“形式合规”与“实质风险”的脱节，以及法律在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的艰难平衡。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起案件更提醒我们：金融机构的“金字招牌”并非绝对安全，复杂的同业业务背后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风险。
随着长春中院的再次开庭，这场金融罗生门仍在继续。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它都将为中国金融行业留下深刻的教训：唯有筑牢内控防线、厘清业务边界、完善法律认定标准，才能让类似的“3.5亿骗局”真正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