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好好研究了很多中美差异巨大的服务业，最终的结论跟实物消费类似，中国人不缺服务消费，是服务消费的价格太低了。

只有把服务消费当作一种分配手段去看待，调整对待出口、内需、汇率三方面的路径，才能把服务消费的价格拉起来。

最好当题材看，比如白酒今天涨了，就当快到春节了，各地禁酒令基本没了（其实早就不严了）这个消息驱动的题材看待就行。

我拿中美服务消费差距最大的医疗服务做对比。

咱们用单一相同口径的统计计算，中国的医疗消费gdp占比7%，美国占比18%。

中国的人均门诊量是美国的2倍，手术量是美国的一半，如果剔除骨科跟整形的手术量中美人均手术量目前也是相同的。如果日本剔除胃肠镜检查跟中国人均手术量则非常接近了，日本的医疗消费占gdp比例也不算很高，并没有失控的态势，按照目前的情况等过些年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中日可能拉平。

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是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比较低，尤其是门诊费用特别低，所以中国的人均门诊量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拿协和医院跟梅奥对比，协和医院员工4000人，梅奥诊所员工60000人，协和的门诊量是梅奥的两倍，手术量是梅奥的二分之一，恰好这俩数字跟中美门诊/手术量比例相同，但是协和即使算上非在编的物业单位也只有梅奥员工的8分之一到10分之一。

这是一个定价问题。

但是中国的医疗体系没有来自自身的定价权，协和可以拒绝医保患者然后对非医保患者加收20%的额外费用吗？梅奥诊所的医学中心，对medicare的接受情况均需要补充大量非医保费用，这个费用跟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是远大于中国患者跟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的，只有商保患者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医疗服务。

类似的还有律师行业，中国的律师对案件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对案件的影响更多的是一个桥梁作用。决定性的权力在公权力内。而离开了审判阶段，进入执行阶段，律师的影响力就更差了，你在美国欠几年的物业费物业公司的律师就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手段调动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力去把你清出住宅了，而国内的律师几乎无法调动公权力，极限也是牵线搭桥用钱赎买这些权力而已，所以中美的律师行业也是两个行业。

结果就是中国的律师收费也非常低。

这些行业，本质就是再分配，但是显然把利益分配给能够从海外赚钱的更符合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