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2026：重启慈善午餐会、3500亿现金、苹果、美联储及爱泼斯坦
2026年3月31日巴菲特接受了CNBC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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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慈善拍卖会
奎克：这也是你卸任伯克希尔CEO之后，我们第一次这样坐下来聊。沃伦，欢迎你，今天早上见到你，真高兴。
巴菲特：很高兴来。
奎克：你今天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过去22年，你一直通过一年一度的慈善午餐拍卖，为旧金山的格莱德基金会募集善款。
到2022年，你宣布这件事告一段落时，累计筹得的善款已经超过5000万美元。我记得最后一次拍卖筹到了1910万美元，那之后，大家都以为这件事就正式画上句号了。
但今天，你带来了一个新消息。这个慈善拍卖要重新启动了，而且这一次还有了新的搭档。
除了你之外，还有斯蒂芬·库里和阿耶莎·库里。三个人将共同推出一场新的慈善午餐拍卖，受益方除了格莱德基金会，还包括库里夫妇创办的“吃得好、学得好、玩得好”基金会。
拍卖将于5月7日太平洋时间晚上7点30分开始，5月14日晚上7点30分结束，所得善款将全部捐给这两家基金会。
你为什么会重新出山，再来做这件事？
巴菲特：我先说说，我当初为什么会参与这件事。
最早是因为我的第一任妻子苏珊当时住在旧金山。她对我说，这个人是真的（在做慈善）。她说的这个人，就是塞西尔·威廉姆斯。
1963年，他来到那间教堂。那时候，那是一座正在走下坡路的教堂，所在的社区也在变化。教堂里剩下的大概一百来位教友，其实并不欢迎他。
但后来，他把那个地方变成了另一回事。
他给了那些已经被这个世界放弃的人希望，也让他们重新有了生活。
我有一次星期天去了那里，原本没抱太大期待，但我看着塞西尔，就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他不是在表演，他是认真的。
后来有一次，苏珊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替他们筹点钱呢。午餐拍卖这个主意，我想大概也是她提出来的。于是我们就开始做了。
最开始三次，因为基本都只是本地范围，每次大概筹到2.5万美元。后来我们想到放到eBay上拍，竞拍的人一下子就从世界各地来了。
再往后，金额整体上就一路往上走。虽然不是每年都涨，但这件事确实一下子被更多人知道了。
最后一次拍到了1900万美元。那一场之所以特别，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会是最后一次。
我记得拍下来的人之前也拍过一次。不过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做什么特别推动。这件事本身就会激发人的热情。
奎克：你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纽约的Smith & Wollensky餐厅，和中标者一起吃那顿午餐。
巴菲特：对，通常都在那里。有些中标者希望匿名，也有几位后来专门来了奥马哈，因为他们有特别想聊的事情。
但我想，大多数人最后都会觉得，这顿饭是值得的。我自己也一直很愿意做这件事。
奎克：那后来为什么停下来了？
巴菲特：因为我年纪大了，精力确实不一样了。
那时候我大概93岁了吧。其实这跟我后来不再教书是一个道理。我从21岁开始教书，一直教到88岁、89岁。
到了某个时候，身体会告诉你，有些事情该交给别人了。就像后来我把伯克希尔交出去一样。
不同的事，都有它该放手的时候。
我们原本以为，这件事已经安排好了，会有人接着做下去。可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还是没能延续下来。
过去这两年，好像第一年还有董事会里某个人临时顶上去做了一次，但基本上，这个拍卖后来就没有了。
奎克：也就是说，这笔钱后来就没再继续进来了。
巴菲特：对，没有了。塞西尔也和我差不多年纪。到后来，我在电话里几乎已经快听不清他说话了。但他唯一在意的，就是这件事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至于这次重新启动，最早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我现在也记不太清了。我只是说，那我就再做一次，把它重新开起来。
后来库里夫妇也愿意加入，这就更顺理成章了。毕竟他们就在湾区，他们做的事情，本来也是服务当地社区。斯蒂芬和阿耶莎创办的“吃得好、学得好、玩得好”基金会，本身就是立足湾区、服务那里的孩子和家庭。
奎克：很多不了解的人，可能是通过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知道格莱德基金会的，所以多少对它有些印象。那为什么会想到找斯蒂芬·库里？这件事又是怎么促成的？
巴菲特：其实这个问题也不用我多说，谁还能比他更合适呢。
他一直都在和奥克兰的孩子们一起做事。那些孩子，大概从五岁到十五岁，他会陪他们打篮球。他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本人其实还没见过他，不过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这本来就是他真正关心的事情，他完全可以把它继续带下去。
顺便说一句，不管今年这场拍卖最后拍到多少钱，我都会再拿出同样一笔钱，分别捐给格莱德基金会和库里夫妇的基金会。
斯蒂芬现在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不过我会这么做。我就是希望，这两边都能把事情做得更大、更久。
斯蒂芬是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偶像。所以我真觉得，这件事是能做下去的，也能继续成为塞西尔原本希望它成为的那个样子。要是它就这么没了，我心里会很难受。
毕竟，塞西尔是真的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放进去了。
他始终相信，每个人都值得被善待。哪怕这个世界已经放弃了他们，他也没有放弃。
也许一开始，他只是给人一顿饭，给人一点吃的。可后来，他做的事越来越多。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人。
奎克：而且我知道，你的第二任妻子阿斯特丽德也很喜欢他。
巴菲特：对，非常喜欢。我带她去见过他。你只要看见他站在那里，对着那些已经被这个世界放弃的人说，我会给你饭吃，我会给你床睡，我会帮你找到一条能活下去的路，我们不会放弃你。
你只要看到这一幕，就很难不喜欢这个人。而且，他也确实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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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去办公室，对投资还是“有点贡献”
奎克：沃伦，你执掌伯克希尔这么多年，走过的是一段很长、也非常成功的历程。如今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巴菲特：其实差别并不算太大。除了……我是说，我还是每天都去办公室。
奎克：你现在还是每天去办公室。
巴菲特：对，我还是每天都去。只是现在，很多事情做起来都比以前慢多了。真要说的话，我现在已经做不了多少事了。
再加上格雷格·阿贝尔实在太能干，能干得都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你知道，伯克希尔下面差不多有200家企业。
以前这些事我都很熟，经理人叫什么、他们太太叫什么，就算很久没见，我心里也大致有数。
但现在，对我来说，反倒是一年写一封信更轻松，剩下的时间就做我自己的事。
格雷格一天能跑的地方，比我状态最好的时候一周跑得还多，更别说现在了。
所以这次交接，从很多方面看，其实本来可以更早一点。就算早一点，格雷格也会比我做得更好。
当然，我现在多少还能贡献一点，不过也就是一点点了。
奎克：那你现在还会参与投资决策吗？
巴菲特：会，还是会参与。但如果格雷格觉得不对，我就不会做。
现在有些电话会先打到他那里，他也会打给我说一声。
其实和我一样，大多数机会他也未必喜欢。不过要是有人打来谈交易，他还是会让我知道。
奎克：所谓“谈交易”，就是投行的人给他打电话？
巴菲特：对，投行的人。你知道，他们什么都想卖给你。
我一般十秒、十五秒就把电话结束了。格雷格比我有耐心，会多聊一会儿。
但我真不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因为他还会跟我们一起打冰球。
他不像我当年那样，是那种完全扑在公司上的人，可看起来也没费多大劲，却能把那么多事情都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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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做“一点点新买入”，仍没碰到真正想买的东西
奎克：但说到投资，伯克希尔手上的现金可不是小数目。现在大概有多少现金？
巴菲特：具体数字我也说不准，但和之前差不了太多。大概还是3500亿美元以上的现金和美国国债。
奎克：所以这个星期，你们又买了170亿美元的国债？
巴菲特：对，170亿美元的国债。
我想，伯克希尔应该是国债最大的持有人之一，可能也是最大的竞标者之一。
挺有意思的是，我当年卷进所罗门那件事，就是因为他们买了太多国债。现在如果是我们买太多，估计大家也不会真跟我们急了。
当然，按规定，在拍卖里你本来不能超过35%之类的比例。这些操作都是通过一级交易商来做。具体机制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
办公室里有一位同事专门负责我们买股票和债券的执行。换了别的地方，这样的工作大概得二三十个人来做。但他特别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喜欢看他把这件事做得井井有条。
他办公室离我大概也就二十英尺远，每隔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他就会把当天的交易情况拿来给我看。
奎克：也就是说，伯克希尔当天在市场上做了什么，你都会知道。
巴菲特：对。开盘前我就会先打电话过去，因为我会看看盘前都发生了什么，然后有时候会调整限价。
我不会整天盯着一大堆股票看，但偶尔也会加进来一个新标的，限价也会每天调整。
奎克：那你做这些事之前，不需要先和格雷格确认吗？还是说你们会定期沟通？
巴菲特：格雷格每天都会看到那张交易单，他大概也会看。只是他拿到的速度没我这么快。
我是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他那边可能要等到收盘后，或者当天稍晚一点才汇总过去。但如果格雷格对我做的任何一笔有不同意见，那我们就不会做。
奎克：也就是说，你现在仍然还在做新的买入。
巴菲特：有，一点点。
但我们现在还是没碰到真正想买的东西。之前没找到，现在也还是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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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远没到让人兴奋、觉得便宜的地步
奎克：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市场已经跌了不少。严格来说，道指和纳指都已经进入了回调区间，这也是过去四年来股票季度表现最差的一次。现在这些资产在你眼里，变便宜了吗？
巴菲特：没有。自从我接手伯克希尔以来，市场有三次跌幅都超过了50%。
如果你回头看，最严重的大概还是2007、2008年那一轮。当然，还有那次单日跌了21%的星期一。
和那些时候比起来，这次根本不算什么。还远远没到让人兴奋、觉得估值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步。
奎克：所以，不会因为现在便宜了5%、6%，你就觉得可以下手了？
巴菲特：便宜个5%、6%，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赚这5%、6%来的。
说到底，我们买的是企业。有时候是整家买下来，有时候只是买其中一部分，但本质上都是在买企业。这才是我真正喜欢持有的东西。
我们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资金，是放在自己拥有的那些企业里的。
今年1月3日，我们还买了西方石油的股份，金额是97亿美元。在我看来，这和把整家公司买下来相比，当然各有利弊，但背后的原则是一样的。它本质上就是一门生意，是一家我们希望长期持有的企业。
奎克：听起来，你现在不只是没找到值得买一部分股权的公司，连那种整家都想买下来的企业，也没太碰到。毕竟你手上有3500多亿美元现金。
巴菲特：而且我们整天都能接到电话。
很多电话其实都很荒唐。像我刚才说的，我五秒钟就能说“不”。格雷格会比我客气一点。但我是认真的。
我其实也不介意接这些电话，至少可以看看别人现在都在盘算什么。只是他们拿出来的东西，价格根本谈不上有吸引力。而且他们真正想做的，其实是一笔交易。
奎克：所以，你是在等下一次市场大跌，好把这笔现金投出去吗？如果是的话，你觉得那样的时刻快来了吗？
巴菲特：如果市场真有大幅下跌，我们当然会出手。
但我们出手，不是因为“市场跌了”这件事本身，而是因为那时候股票便宜了、企业对我们来说真的有吸引力了。
我们买进去，也不是为了下周或者下个月再卖掉，所以判断必须是对的。
你看，我们持有美国运通已经三十年了，可口可乐也拿了差不多三十五年、快四十年。当然，也有些东西，我后来很快就改了主意。
但我们的目标始终是持有企业本身。比如说，我们买西方石油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五十年后最好还在持有它。
世界当然可能会变，但我们买它时，从来不是冲着转手卖掉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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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苹果上赚了1000多亿美元，有机会还想买回来
奎克：不过，你也卖掉了不少一只为你赚了很多钱的股票，比如苹果。
巴菲特：总会有人说，卖早了。
奎克：但你当初买得也很早，所以这笔投资整体还是非常成功的。
巴菲特：光这一笔，我们大概就赚了一千多亿美元。
奎克：不过，你会不会也有一点遗憾，觉得自己卖早了？
巴菲特：不会，不会。我没有能力预测一只股票下周会怎么走、下个月会怎么走。只要它便宜，我就会买；如果便宜得很明显，我还会买很多。前提是，我得觉得自己真的看懂了这门生意。
到现在，苹果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单一持仓。
奎克：而且你也愿意让它继续保持这个位置？
巴菲特：当然。我要是不愿意，随时都可以卖。
对我来说，这是一门了不起的生意。它比我们很多全资拥有的企业都更好。比如我们有一家铁路公司，它的整体价值比我们手里的苹果股份还高。但在我眼里，这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企业。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铁路这门生意的可预见性可能更强。
你会觉得，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它大概率还在。但它在资本回报率上，根本没法和苹果比。
苹果这家公司，你看，你大概就有它的产品，你的孩子也有。不是一台两台，我们家里大概就有二十台。
奎克：对，各种设备都是。
巴菲特：其实当年的贝尔电话公司某种程度上也有这种属性，只不过它是受监管的。
奎克：那你会担心，像苹果这样的科技巨头，将来会面临更强的监管吗？
巴菲特：我觉得，消费者太喜欢它们了。我不认为华盛顿真会去做什么，毁掉一个每个选民都喜欢、他们自己也天天在用的东西。
苹果的产品就是有这种特别之处。你想想，有什么东西能像苹果的产品那样，对人这么有用。
蒂姆·库克接过乔布斯交给他的这副牌之后，把它打得非常出色。当然，乔布斯做出了库克做不出来的事；反过来，库克也做成了乔布斯未必能做成的事。
但乔布斯把公司交给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毕竟，是他亲自选了库克。
说到底，库克是个非常出色的管理者，而且人也很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好像和全世界的人都能处得来。
我可没这本事，当然，我的搭档查理·芒格更不具备这本事。
所以，我很高兴苹果仍然是我们最大的持仓。只是，我当时并不希望它头寸大到几乎相当于其他所有持仓加起来那么夸张。
奎克：明白。也就是说，这个分寸你还是会在意的。
巴菲特：当然。如果价格足够便宜，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会再次大举买入苹果。但以现在这个市场价格来看，不行。现在这个市场，不会给出那样的机会了。
奎克：那得跌到什么程度，你才会觉得，哦，这次是真的有吸引力了？
巴菲特：这要看具体是哪只股票。现在整体上看，很多股票的确还是会一起涨、一起跌，联动性很强。
但我并不觉得自己知道市场接下来会怎么走。我只是觉得，自己对一家企业大概值多少钱，还是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判断。
至于股市下一步怎么走，我不知道，我也不觉得别人就知道。
奎克：你本来也不是那种会一路追科技股的人。虽然大家都把苹果看成科技公司，但你一直更把它看成一家消费公司。
巴菲特：对，消费公司。
奎克：像现在这些科技股，还有人工智能这股浪潮，你会去跟吗？会去研究、参与吗？
巴菲特：不会，因为我干不好这个。
再说了，我现在入场也太晚了。我学新东西已经没那么快了。说实话，到现在我连手机很多功能都还没弄明白。
但我能看懂的一点是，这东西你会有，你的孩子也会想要，而且它确实特别有用，简直好用得惊人。一个这么有用的产品，还能卖到全世界。
再加上，大家多少都会担心，自己的照片、自己的东西，从一个系统换到另一个系统会不会麻烦，这种黏性自然就出来了。
其实，我当年只要去一趟内布拉斯加家具城，跟顾客聊一聊，就能明白很多事。六十年前我看美国运通也是这样。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美国运通碰上“色拉油丑闻”，差不多要完了。
我就跑去一家国民银行，问他们：美国运通的旅行支票，现在还能不能卖出溢价？结果是，他们的旅行支票卖得比花旗、美国银行、巴克莱这些都还贵。
也就是说，外面人人都在担心它会不会倒闭的时候，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反而还有溢价。
后来他们开始推信用卡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他们面对的竞争对手是Diners Club和Carte Blanche，这些都比它更早进场。
但美国运通后来进入市场，不但没有走低价路线，反而定价比竞争对手还高。
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消费者当时到底怎么看美国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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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美联储设定零通胀目标
奎克：沃伦，我想问问你对经济的看法。现在美联储其实有点两难，它得在两项使命之间权衡：一边是通胀可能重新抬头，一边是就业市场和经济增长可能走弱。
如果现在坐在美联储那个位置上的人是你，这两件事里，你会更担心哪一件？
巴菲特：如果我是美联储的人，我始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你管的是全球储备货币。
美元现在看起来，好像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也觉得，看上去确实很难出什么问题。但万一真出了问题，我一点都不想背这个责任。毕竟，全世界都要靠它正常运转。
而且上一次，2007、2008年那轮危机时，国会其实一度觉得自己比财政部、比那些真正处理危机的人更懂。第一次否决TARP（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时候，事情就被他们搅得很厉害。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些事已经比当年理解得更清楚一些了。美联储不是“烧钱”，美联储是能印钱的。
奎克：现在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希望美联储降息。如果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现在会降息吗？
巴菲特：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我只能说，杰伊·鲍威尔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记得是2020年3月，他的应对是对的。
我觉得，如果他当时再晚两三个星期出手，事情就会变成灾难。一旦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后面就会一块接一块倒下去。而且那条线往往比人们以为的更近，倒得也比人们想象得更快。
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做得完全正确，而且力度甚至比伯南克当年还要更大。
奎克：那美联储是不是把利率压得太低、时间又拖得太久了？当时他们一直说通胀只是“暂时性的”。
巴菲特：这个问题，我想连鲍威尔自己回头看，可能也会觉得，要是能更早一点转向就好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其实希望通胀目标是零。因为一旦你开始说，可以容忍2%的通胀，时间一长，复利效应是很惊人的。
等于你是在告诉大家，如果你的钱拿到的回报低于2%，那你其实是在倒退。更何况，你可能还得为那2%的名义收益缴税。所以我并不喜欢这个目标设定。
奎克：所以，通胀可能会是你更担心的那件事？这也是格林斯潘以前一直在说的。
巴菲特：我会关心通胀。但我真正会特别关心的，其实还是银行体系的稳定。
银行系统从某些角度看很强，从另一些角度看又非常脆弱。比如摩根大通在最近几年的年报里披露，现在它每天处理的业务规模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很多还是无担保头寸。
当然，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点你得相信我。没有谁比杰米·戴蒙他们更聪明了。
但即便如此，在2008年那段时间，我都不想看到外面有哪怕一天的无担保敞口。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谁到底靠不靠谱。
这个世界是高度互联的，而一旦恐慌起来，所有人都会慌。嘴上可能不承认，可一旦事情坏到一定程度，你给那些最大的投行打电话，他们连电话都不接。就算接了，也只会给你报一个根本做不成的价，比如“10块买、20块卖，还得看情况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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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争最大担心还是核武器
奎克：我们换个话题，聊聊你怎么看现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不如先从原油和能源说起。伯克希尔自己就有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油价涨到现在这个水平，会带来什么影响？
巴菲特：它的直接影响当然是，我们手里的两笔石油投资——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会涨不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去预测接下来那边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明天那边会怎样。
奎克：你长期以来一直参与核议题相关的倡议，我想现在也还在资助这方面的工作。我记得，你在慈善上最优先关注的问题，一直就是核问题。
巴菲特：它就是所有问题里最根本的那个。
小时候我上学，老师告诉我，太阳会在45亿年后熄灭。我当时对此还挺淡定的。我心想，好吧，这件事我还能接受。
可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了。总有一天，什么事会发生的。以前只有两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怕得不得了了。
你再想想今天的局面：朝鲜已经有了，伊朗又想拿到它。这件事有多可怕，不言而喻。说实话，我也没有答案。
1938年，或者1939年，我们当时做的那件事，是对的。你现在去网上搜一搜就知道，那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封信。
利奥·西拉德（Leó Szilárd）当时没法直接把这个消息送到罗斯福那里。他是个很有名的核物理学家，这件事本身也挺有意思。他知道，只要让爱因斯坦签上名字，这封信就一定能送到白宫。
后来他终于说服爱因斯坦签了字。而那封信寄出一个月后，德国就开始进军波兰了。
我不觉得罗斯福对铀-235的理解会比我强多少。但他知道，只要这封信上有爱因斯坦的签名，他最好就得做点什么。
讽刺的是，当时之所以启动这件事，是因为担心德国先把它搞出来。结果最后，它却落在了日本身上。
但问题是，到今天为止，我们都还没有学会怎么和这件事共处。
从那以后，已经过去80年了。
这中间有过太多次差一点就失控的时刻。有过误放的训练录像，差点把总统逼到做决定的边缘；类似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照现在这样下去，这个星球不可能还有500年的安全期。
可我小时候，人们告诉我，它还有45亿年。
当年我们确实只能那么做。我不是在替谁开脱。我父亲当时就在国会，如果真要表决，他也会投赞成票。日本投降那天，所有人都在欢呼。可一旦迈出了那一步，后面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奎克：但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另一种现实。就在你来之前，妮基·黑利（Nikki Haley）刚刚在《Squawk Box》上说，她认为总统现在就应该下令，进入伊朗，把那些浓缩铀找出来。这显然是个很有争议的立场。
巴菲特：这当然有争议。但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当然，我一点也不想当美国总统，我会支持，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得把这件事处理掉。
我以前问过一位总统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当年苏联已经把导弹发射出去了，导弹已经在空中了，而我们的政策又是“相互确保摧毁”，那你会不会命令战略空军司令部把我们的也全部发出去？
明知道这么做，改变不了什么，只会再多杀死几百万、几千万人，还会把本来就已经极度污染的大气层弄得更糟，至于最后会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奎克：那他的回答是什么？
巴菲特：这位总统说，他在任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夜里十二点，可能会有个少校冲进来，对他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次不是北极上空飞过的鹅群，不是误放进去的训练录像，我们知道他们真的已经发射了。
总统先生，你只有十分钟做决定。我该怎么告诉战略空军司令部？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我们的全都放出去？
顺便说一句，我以前居然还上过什么“战略咨询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说到底，那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安排。他们总想多募点钱，就觉得把我这样的人放进去也没什么坏处。
奎克：那位总统最后到底怎么回答？他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巴菲特：他说，我想答案是：会，我会下令发射。因为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奎克：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总统，或者你在给总统出主意，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支持对伊朗的浓缩铀设施下手？
巴菲特：我会说，不管是一百年内，还是两百年内，谁知道呢，但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让这些武器真的被用上。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法把世界上现有的核武器再收回去了。
说到底，我觉得最危险的，其实是那种手已经按在按钮上，而自己又已经走投无路的人。也许他自己快死了，也许他正面临巨大的羞辱，或者已经被逼到了墙角。
奎克：也就是那种被逼入绝境的人。
巴菲特：对，被逼到绝境的人。
奎克：所以在你看来，这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巴菲特：没错。只是我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伊朗真的有了核弹，事情只会更难，不会更容易。现在他们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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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丑闻曝光后没再跟比尔·盖茨说过话
奎克：我们再换个话题。自2006年开始捐赠以来，你已经捐出了将近6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给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近，“爱泼斯坦文件”里有不少和比尔·盖茨有关的邮件。你怎么看这些内容？
巴菲特：我就不单说和比尔·盖茨有关的部分了。
但我想说的是，这件事再次让我意识到，人终究是人。这真的很让人震惊。
你想，这个人明明已经是个被定罪的人了，是个极其厉害的骗子，可他居然还能骗到那么多人。至于他是怎么做到的，大概就是抓住了每个人最脆弱的地方。
对有些人来说，那可能是性；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权力；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不管是什么，他就是能找到那个弱点。
我很难想象，居然有人能把这件事做到这个地步。
而且，我想很多牵扯进去的人一直都觉得，等他死了，这一切也就过去了。他们之前基本上都在对自己和爱泼斯坦的关系说谎。
奎克：你是说，他们一直在淡化、掩饰自己和爱泼斯坦的关系？
巴菲特：对。我的意思是，他们总会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把它合理化。可现在，这些东西都被摊开来了。
说实话，我真庆幸这件事没一路牵到奥马哈来，或者说，庆幸我自己不是住在纽约。要是我生活在纽约，参加什么派对，没准我也会出现在某个该死的场合。
毕竟总有人想拉着你拍照，而我一般也都会答应。我太习惯和学生合影了，还总喜欢拍点搞怪照片，比如假装在掏某个人的口袋，或者假装向某位女士求婚之类的。
所以，谢天谢地，我从来没跟那家伙沾上边。我记得自己在2003年读过《名利场》那篇文章。
奎克：就是那篇把他写成一个神秘又古怪人物的文章？
巴菲特：对。虽然从怕惹上诽谤官司的角度看，那篇文章写得还不算特别彻底，但至少已经很清楚地把他写成了一个骗子。
奎克：我最近也重读了那篇文章。
巴菲特：是啊。更有意思的是，他最早是在贝尔斯登起家的，而那边的人其实是了解他的。
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对他们撒过谎。艾斯·格林伯格（Ace Greenberg）是我的好朋友。也可能那时候公司实际上已经是吉米·凯恩（Jimmy Cayne）在管了，我不完全确定。
但艾斯一直对这种事非常警惕。他甚至专门雇过一个人，那人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工作就是替他到处翻，看交易员抽屉里有没有塞着什么旧东西、什么大额头寸之类的。也就是说，他对人一直是很防的。
可即便如此，好像艾斯的女儿当年也和爱泼斯坦交往过，或者约会过之类的。那家伙大概真是史上最厉害的骗子了。
不过，骗人是一回事，贩卖未成年人又是另一回事。
奎克：没错，涉及的是未成年人的性交易。
巴菲特：而且他都已经被起诉过了。虽然他后来还是设法从那套程序里钻了过去。至于当时司法系统里那个人是谁，不管是谁吧，总之，他最后根本没怎么真正待在牢里。
但他就是有本事把所有人都卷进去。谁知道他到底给那些人开了什么条件，事情才会变成那样。他几乎是谁都能骗。
奎克：你有没有因此感到担心？先说第一点，你有没有从这些“爱泼斯坦文件”里读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巴菲特：当然有。我现在眼睛不好，没法自己读，但我有个朋友会念给我听。
最让我震惊的是，一个人居然能在行骗这件事上做到这么成功。
不过，P.T. 巴纳姆（P. T. Barnum）当年不是也说过吗，大意就是每分钟都会有人上当。男人喜欢性，有些人喜欢逃税，不管是什么，爱泼斯坦总能找到你的弱点，然后精准地下手。
当然，这并不能替另一头那些人开脱。
奎克：那在你看来，后果会是什么？
巴菲特：在我看来，很可能会像1969年那次一样。
那时候约翰逊政府下台后，福特基金会雇了一大批从政府出来的人。后来，国会就开始出手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拿基金会开刀，总比不动它们更划算。
而且基金会本来就不缺钱，在华盛顿也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其实挺让人恼火的，回头我们也许可以再聊。
总之，1969年那次，我记得当时税务立法有一次很大的修订，和这个背景是连在一起的。
我印象里，那时候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负责人好像是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虽然我不敢百分之百确定细节。但那一次，确实大幅改了基金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觉得，这一次很可能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奎克：那你从这些“爱泼斯坦文件”里读到的内容，有没有什么让你对自己过去捐给盖茨基金会的钱，或者未来还要不要继续捐这件事，产生顾虑？
巴菲特：有很多事情，是我以前并不知道的。
奎克：比如什么？哪些事情是你现在才第一次知道的？
巴菲特：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很多。
基金会当时有三位受托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年只开一次会。我没有去追问很多问题。说实话，如果我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必须不停追问，那我当初可能就不会把钱放进去。
另外，基金会的CEO并不一定一直都在这些事情里。但严格说，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CEO。归根结底，基金会还是比尔在掌控。
我真正意识到一些事情，大概是在离婚正式发生的时候。因为不到一个月后，我就辞去了基金会受托人的职务。
奎克：那时候，你到底知道了什么？
巴菲特：我其实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并不等于说，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我确实不知道，而且我也没有去问。
奎克：你是说，在基金会董事会层面，你并没有去问这些问题？
巴菲特：对。2006年我做出那个决定之后，这么多年下来，我一直就是那样。我不觉得自己应该去介入别人的婚姻问题之类的事。
开会的时候，他们会讲很多细枝末节的小事，可那些东西其实并不重要。
奎克：那你和比尔·盖茨聊过这些事吗？
巴菲特：没有。整件事被公开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和他谈过。我也不想把自己放在一个知道太多细节的位置上。因为到时候，我可能会被叫去作证。
奎克：那你还会继续给盖茨基金会捐钱吗？从2006年开始，你几乎每年6月都会捐。
巴菲特：这个安排本来就是我自己答应下来的，所以原则上是会的。多数时候，我都是在6月30日前后完成。
但这一次，我会先看看事情接下来怎么发展。股票又不会跑掉，也不是说我现在不捐，它就立刻没了。我会再看看，看看接下来还会知道些什么。
有些事情，这么多年里我一直都不知道。包括他们的婚姻最后会怎么收场，我也不知道。你有时候当然也能感觉到，夫妻之间某个阶段可能关系不太好，但这种事，每段婚姻里都会有。总会有彼此不满、互相烦的时候。
所以，还是先看看再说吧。现在是三百五十万页，还是三百多万页来着，总之数量惊人，就是那些“爱泼斯坦文件”。里面还有很多内容被涂黑了。
只要曾经和爱泼斯坦有牵连的人，我想从他们知道这些东西终有一天会被公开的那一刻起，日子大概就已经不好过了。因为事情到了这一步，谁也盖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