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自傲非君子,无怨无悔真豪杰。”
今天,我有幸与TCL手机的创始人万明坚前辈共度了近乎一整天,向他请教了很多产业的问题,他给我分享了非常多的独特视角和风云得失。当他娓娓道来那些TCL手机从零到百亿的峥嵘岁月时,这句话便不由自主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他的故事不仅关乎商业的成败,更关乎一个时代的精神、一种哲学的思考,以及一位企业家的品格与抉择。
故事要从1991年说起,那一年,万总从电子科技大学博士毕业,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并最终加入了TCL。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与中国波澜壮阔的电子产业发展紧密相连。
到了1999年3月,在万总的屡次“进谏”下,TCL董事长李东生终于批准他从电话机业务中独立出来,自立门户做手机。在那个TCL集团将重心放在家电,分出来单干手机业务的万明坚和他仅有七八人的团队,无疑是“非主流”。心中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们渴望在一个不被看好的领域里,杀出一条血路。
创业的起点,在深圳宝安的一个破旧厂房里。万总笑着回忆,当时他还在厂房里养了很多鱼,带着一群意气相投的兄弟,就那样开始了TCL手机的传奇。
万明坚的雄心并非匹夫之勇,而是基于对产业未来的深刻洞察。他曾说:“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宗教问题……我们做市场就是在攻消费者的心,让他们通过物质找到精神的家园。” 这种近乎禅宗的营销哲学,让他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他总能抓住时代的脉搏。当所有大厂对联发科(MediaTek)的“交钥匙”方案持观望态度时,他却看到了颠覆行业的契机。他敬佩台湾厂商那股坚韧不拔的精神,亲自飞到台湾,与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在办公室里彻夜长谈。两人吃着盒饭,激烈地碰撞着对手机未来的构想。正是这份英雄相惜的信任,让TCL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大厂,也正是这场充满风险的豪赌,为TCL手机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当然,再锋利的宝剑,也需要宽容的剑鞘。万明坚的成功,离不开李东生的包容与授权。万总出身四川宜宾,性格中带着深刻的“袍哥”文化烙印,行事作风狂傲、硬朗。而李董奉行“大道无术”,给予了这位桀骜不驯的干将最大的发挥空间。即便第一年就亏损了两千多万,李董依然力排众议,让他继续探索。
四年后,当TCL手机年销售收入达到82亿元、净利润12.7亿时,李董也道出了他坚持任用万明坚的三个理由:无可匹敌的热情、出于公心的正直,以及超凡的创新精神。这番评价,精准地勾勒出一个有血有肉、充满人格魅力的领导者形象。
万总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家企业。当年小米集团上市前,巴菲特的基金希望深入了解小米,便首先找到了万总。他欣然搭桥,将他们介绍给了雷军,事后雷总还特意让受资致电感谢。这份信任,源于他在行业内深厚的积淀和良好的声誉。甚至在他后来回到老家四川时,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参与推动了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大陆的投资布局。
听完万总的故事,我再次回味起开篇的那句话。有过功勋卓著的辉煌,有过惊心动魄的博弈,但最终都归于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与豪情。这,或许就是一位“真豪杰”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