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迷雾：从次贷狂欢到主权降级，巨头公信力何在？

当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机构将风险暗藏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贴上最高评级标签时，全球资本的流向被悄然扭曲。养老基金、地方政府等对安全性有刚性要求的机构，循着这些"权威认证"涌入万亿级抵押贷款证券市场，最终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承受重创。这场灾难留下的不仅是破碎的资产负债表，更引发了对评级机构客观独立性与可信度的根本质疑，而穆迪作为巴菲特重仓股的特殊身份、三大机构接连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举动，更让这场关于公信力的讨论愈显复杂。

次贷狂欢：评级注水催生的金融泡沫

信用评级机构的核心价值本应是破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充当中立的"市场裁判" 。但在次贷危机爆发前，标普、穆迪却彻底偏离了这一定位，沦为高风险资产的"包装工"。当时，银行将大量"忍者贷款"（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借款人所获贷款）等次级抵押贷款打包成复杂证券，而评级机构在发行人付费的商业模式下，为争夺市场份额竟对这些底层资产的风险视而不见，纷纷给予AAA最高评级 。

这种"注水评级"直接点燃了市场狂热。全球养老基金、地方政府等机构受限于投资规则，只能选择高评级固定收益产品，而标普、穆迪的认证成为它们进入次贷证券市场的"通行证"，数万亿美元风险资产就此完成全球扩散 。更值得警惕的是，评级机构此时已不仅是评级者，还化身咨询顾问，主动指导发行人设计符合高评级标准的产品条款，彻底丧失了第三方独立性 。当房地产泡沫破裂，这些被捧上神坛的证券瞬间沦为"有毒资产"，而评级机构直到危机蔓延才匆忙下调评级，尽显"顺周期"的推波助澜本色 。

公信力危机：利益捆绑与角色异化的双重困境

次贷危机暴露的核心矛盾，是评级机构商业化运作与独立性之间的根本冲突。"发行人付费"模式下，评级机构的收入直接依赖于被评级对象，这种利益关联使得其难以保持客观立场——拒绝高评级就可能失去客户，妥协则能赚取高额费用，天平自然向利益倾斜 。尽管这种利益冲突已存在数十年，但在金融创新加速的背景下，评级机构放弃职业操守的代价被无限放大，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的"关键齿轮" 。

穆迪与巴菲特的持股关联更让公信力问题雪上加霜。伯克希尔·哈撒韦长期将穆迪列为重仓股，这种资本纽带难免引发市场对评级公正性的联想——当涉及与巴菲特旗下企业相关的评级对象时，穆迪能否彻底割裂利益关联？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持股影响了具体评级结果，但这种潜在的利益牵绊，无疑让本就脆弱的公信力再受冲击。

更值得深思的是，危机过后评级行业的核心模式并未改变。发行人付费机制依然存续，评级机构的自主决策权甚至不比危机前减少 。市场对评级结果的质疑也从未停止：要么对风险视而不见，直到危机爆发才后知后觉；要么在敏感时期贸然降级，加剧市场震荡，陷入"该降不降、不该降猛降"的怪圈 。这种双重标准进一步侵蚀了机构的专业信誉。

主权降级：财政现实与评级逻辑的回归

与次贷危机中的"放水评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标普、穆迪等机构近年来接连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评级姿态。2011年，标普首次将美国AAA评级降至AA+，理由是美国政治决策不确定性增加，财政紧缩协议不足以稳定中期债务状况 ；2025年，穆迪紧随其后将美国评级从Aaa下调至Aa1，核心考量在于联邦债务激增，利息支出占比飙升，2035年利息支付预计将占到联邦收入的30%，远超同类评级国家水平。

这种转变并非刻意唱空，而是基于财政现实的理性判断。美国债务上限政治僵局反复上演，联邦赤字占GDP比重持续攀升，2035年预计将达到9%，债务负担升至GDP的134%，财政管理能力的可信度不断削弱 。从评级逻辑看，主权信用评级聚焦于债务偿还能力与政治稳定性，当美国财政可持续性面临实质风险，下调评级本是专业职责所在。但这一行为也引发新的疑问：为何对次贷证券的风险视而不见，却对主权信用风险反应敏锐？本质上仍是评级标准是否统一、是否受非专业因素干扰的老问题。

从次贷证券的虚假评级到美国主权信用的接连降级，标普、穆迪等机构的公信力在利益与责任的拉扯中不断损耗。发行人付费模式的固有缺陷、角色定位的异化、资本纽带的潜在影响，共同构成了公信力危机的根源。尽管评级机构仍是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信息提供者，但要重获信任，唯有打破垄断格局、重构收费机制、强化责任约束，让评级回归"独立裁判"的本质。否则，下一场由评级失误引发的金融动荡，或许仍在潜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