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对比亚迪股份的投资是其海外新能源布局的标志性案例,时间跨度从2008年至2025年,核心标的是比亚迪H股$比亚迪股份(01211)$ (01211.HK)。具体过程如下:
买入阶段(2008年9月):在查理·芒格的强烈建议下,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中美能源公司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2.25亿股比亚迪H股,占总股本的10%,总投资约18亿港元(约2.3亿美元)。此时比亚迪处于新能源转型初期,主要业务为电池制造(占营收60%)、手机部件及组装(占30%),电动汽车业务尚未规模化。
持有阶段(2008-2022年):巴菲特持有比亚迪14年,期间未做任何减持。这期间比亚迪经历了三次关键转型:2010年推出首款纯电动车e6,2015年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厂商(销量6.2万辆),2020年刀片电池技术突破(能量密度提升50%),逐步确立了全球新能源龙头地位。
卖出阶段(2022-2025年):2022年8月起,巴菲特开始逐步减持比亚迪,至2025年9月完全清仓。累计减持约1.71亿股,套现约390亿港元(按减持均价228.57港元/股计算)。
巴菲特买入比亚迪的决策,本质是“长期价值+战略协同”的组合,符合其“以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优质资产”的核心逻辑,具体支撑因素如下:
查理·芒格是巴菲特投资比亚迪的关键推动者。他曾多次表示,比亚迪CEO王传福是“爱迪生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与韦尔奇管理企业的能力”的结合体——既能在电池、电机等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如刀片电池、IGBT芯片),又能通过精细化管理降低成本(如2023年比亚迪单车成本较2018年下降30%)。
巴菲特本人也评价王传福“有非常多的伟大想法,并且擅长将这些想法变为现实”。这种对管理层能力的高度认可,是巴菲特买入比亚迪的核心前提。
比亚迪的核心优势在于“电池-电机-电控-整车”全产业链垂直整合,这在当时的新能源行业中极为罕见。巴菲特认为,这种布局能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如2021年全球芯片短缺时,比亚迪因自有IGBT芯片产能未受影响),并通过规模效应提升利润率(2023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毛利率达18%,高于行业平均12%)。
此外,比亚迪的电池技术(如刀片电池)具备差异化优势——通过结构创新提升能量密度(较传统电池高50%),同时解决了电池起火风险(针刺试验无明火),这被巴菲特视为“新能源时代的护城河”。
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公司(伯克希尔持股84.7%)是全球领先的电力供应商(服务美国、英国620万用户),而比亚迪的充电网络布局(如2023年推出的“刀片电池+超充桩”解决方案)能与中美能源的电力网络形成协同。巴菲特认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依赖充电站的完善,而比亚迪的充电技术(如快速充电)可应用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存储,未来的盈利空间不仅是卖车,更是卖充电网络与储能解决方案。
这种“上游发电+下游充电”的战略协同,是巴菲特区别于其他新能源投资者的核心优势——他不仅投资新能源企业,更通过能源业务为新能源企业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形成闭环。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比亚迪股价跌至每股8港元(对应市盈率10.2倍、市净率1.53倍),处于历史低位。巴菲特认为,此时的比亚迪“估值低于其内在价值”——即使不考虑新能源业务的增长潜力,仅传统电池与手机部件业务的现金流就能支撑股价,而新能源业务则是“额外的增长期权”。
巴菲特卖出比亚迪的决策,是“估值偏高+行业竞争+战略优化”的综合结果,符合其“当价格反映价值时离场”的纪律性原则,具体原因如下:
2022年,比亚迪H股股价达到333港元/股(对应市盈率180倍),较2008年买入价上涨40倍。巴菲特认为,此时的估值已透支了未来3-5年的增长潜力——即使比亚迪保持20%的年增长率,也需要5年时间才能消化180倍的市盈率。此外,新能源行业竞争加剧(2023年全球新能源品牌超100家),比亚迪的领先优势(2022年市占率18%)较2020年(25%)有所下降,这让巴菲特对“高估值的可持续性”产生担忧。
2023年以来,新能源行业进入“技术决定生死”的淘汰赛阶段:宁德时代推出CTP 3.0麒麟电池(能量密度255Wh/kg),华为智驾系统实现“无图城市领航”,特斯拉Model 3改款(价格下探至25万元)。比亚迪的技术优势(如刀片电池)虽仍存在,但领先幅度缩小(2023年宁德时代电池装机量较比亚迪多30%),市场份额(2023年18%)较2022年(20%)有所下降。巴菲特认为,新能源行业的“赢家通吃”格局尚未形成,此时卖出比亚迪是“规避短期竞争风险”的选择。
2023年,巴菲特在采访中表示,比亚迪是“非凡的公司”,但“我们会找到更满意的投资方向”。其背后的逻辑是,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2025年第三季度末达3817亿美元)需要寻找“更稳定、更具现金流”的投资标的(如西方石油、日本商社),而新能源行业的“高波动、高投入”特性与伯克希尔的“价值投资+长期稳定”风格逐渐背离。此外,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限制中国电池组件的使用,也让巴菲特担心比亚迪的海外市场拓展(如美国)会受到政策影响,因此选择“提前退出”。
巴菲特持有比亚迪17年,累计获得3890%的总回报(年化收益率约22%),远超标普500指数同期120%的总回报(年化收益率约4%)。即使扣除通胀因素,该投资的实际年化收益率仍达18%,符合巴菲特“长期价值投资”的预期。
管理层是核心:巴菲特买入比亚迪的核心是“相信王传福的能力”,而王传福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比亚迪从2008年的“电池厂商”成长为2025年的“全球新能源龙头”,正是管理层能力的体现。
战略协同是关键:巴菲特通过中美能源与比亚迪的协同,实现了“上游发电+下游充电”的闭环,这种战略布局是其他投资者无法复制的优势。
估值是纪律:巴菲特在2022年卖出比亚迪,并非因为“比亚迪不好”,而是因为“估值太高”。这种“不赚最后一块钱”的纪律性,是其长期成功的关键。
巴菲特投资比亚迪,是“长期价值+战略协同+估值纪律”的综合实践。其核心逻辑是:买入具备“管理层能力+业务协同+低估值”的优质资产,长期持有并分享企业成长的收益,当估值偏高时果断卖出。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新能源行业,更适用于所有“具备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
尽管巴菲特已清仓比亚迪,但这笔投资仍是价值投资的经典案例——它证明了“即使是复杂的科技企业,只要具备长期价值,也能成为价值投资的对象”。对于投资者而言,关键不是“追逐热点”,而是“寻找具备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并以合理的价格买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