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博彩行业月度经营数据浅析（2012-2025）之二
$澳博控股(00880)$$金沙中国有限公司(01928)$ $美高梅中国(02282)$
三、规律浅析
1.月度规律与季节性特征
传统旺季：农历新年（1月或2月） 和 国庆黄金周（10月） 通常是全年高点。例如，2013年2月（春节）、2014年2月（春节）、2019年10月收入均非常突出。
相对淡季：夏季（6-8月） 有时会因天气、假期模式等因素出现环比小幅回落。
特殊波动： 疫情极端值：2020年2月（春节月份）因娱乐场关闭，收入仅31.04亿澳门元，同比暴跌87.8%。2022年7月因疫情封控，收入跌至3.98亿澳门元的极低值。 事件影响：2014年世界杯赛事可能对6-7月的博彩收入产生分流影响（银河娱乐2014年报提及）。
2.行业结构变化趋势
从贵宾主导到中场主导：
2014年以前：贵宾业务贡献大部分收益（永利澳门2014年报）。
2015-2019年：中场业务占比持续提升。金沙中国2019年报指出，中场及角子机分部已占市场收益54%。
疫情后：中场主导地位更加巩固。2024年，中场及角子机收益占比已达76%（金沙中国2024年报）。
非博彩元素日益重要：
新博彩批给合同明确要求承批公司进行大规模非博彩投资（如会展、娱乐、体育、文化等），推动澳门向“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转型。
各运营商财报均强调对非博彩设施（酒店、餐饮、零售、娱乐）的投资和收入贡献。
3. 关键外部影响因素
中国内地政策：始终是核心变量，包括经济形势、反腐政策、外汇管制、个人游签证政策等。
基础设施：港珠澳大桥、轻轨、横琴口岸等基建项目极大改善了通达性，刺激客流增长。
区域竞争：新加坡、菲律宾等周边地区博彩业的发展，以及日本、泰国等可能合法化博彩的地区，构成了潜在竞争（多份年报均有提及）。
宏观经济与突发事件：全球经济环境、自然灾害、传染病（如COVID-19）等均会对行业造成显著冲击。
四、两轮大周期
可以明显看出澳门博彩业在2013-2018年与2019年至今走了两个“波峰-波谷-复苏”的大周期，每个周期5-6年，期间主要异同如下：
1.主要相同点
周期形态相似：两个周期都经历了“波峰（高增长）→ 波谷（深度回调）→ 逐步复苏”的经典周期形态。
第一周期：波峰（2013-2014年）→ 波谷（2015-2016年）→ 复苏（2017-2018年）。
第二周期：波峰（2019年）→ 波谷（2020-2022年）→ 复苏（2023年至今）。
复苏驱动力相同：两个周期的复苏阶段，中场（大众市场）博彩业务都成为最主要的增长引擎和稳定器。
第一周期复苏：如永利澳门2018年报所示，中场赌枱毛收益在2018年增长33.2%，是驱动总收益增长16.3%的关键。
第二周期复苏：2023年以来的复苏同样由中场业务主导，中场收益占比已提升至历史高位（约75%）。
受中国内地因素影响显著：两个周期的下行和复苏，都与中国内地的政策环境、经济状况和旅客流动密切相关。
第一周期下行：主要受内地反腐政策和经济放缓影响。
第二周期下行：主要受疫情导致的边境管控影响。
两次复苏：都依赖于内地旅客的回归和政策环境的支持。
2.核心不同点
下行原因的本质不同：
第一周期（2015-2016年）：主要是行业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和政策性冲击。下行源于针对特定业务（贵宾厅）和特定客群（高端消费者）的主动调控（反腐），属于需求端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周期（2020-2022年）：主要是全球性的外部公共卫生危机冲击。下行源于疫情导致的物理隔绝（封关、限流），属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冻结的系统性风险。
下行深度与速度不同：
第一周期：回调相对“温和”且渐进。2015年博彩毛收入同比下降34.3%，2016年再微降3.3%。
第二周期：下跌是断崖式、毁灭性的。2020年收入同比暴跌79.3%，2022年收入仅为2019年的14.4%，程度远甚于第一周期。
复苏的起点与结构不同：
第一周期复苏：是在贵宾业务仍占相当比重的背景下开始的。复苏是贵宾与中场共同驱动，但中场增长更快（如永利澳门2018年贵宾收益仅微增2.6%，而中场大增33.2%），市场结构正在转变。
第二周期复苏：是在贵宾业务模式发生根本性重塑后开始的。2021年底中介人制度剧变，传统贵宾厅模式式微。复苏几乎完全由中场和角子机业务驱动，市场结构已完成根本性转变。
行业长期定位与监管环境不同：
第一周期：行业监管重点在于规范贵宾厅业务，但整体上仍以博彩业为经济支柱。
第二周期：在新的博彩批给合同下，监管重点明确转向 “非博彩元素”和“适度多元发展” 。承批公司被要求进行大规模非博彩投资（会展、娱乐、体育等），行业的社会角色和发展范式正在被重新定义。
总结： 两个周期都体现了澳门博彩业对外部环境的高度敏感性和内在的周期性。根本差异在于，第一周期是行业在原有发展模式下的“内部调整”，而第二周期是遭遇极端外部冲击后，在更强监管指引下向“新常态”的“范式转型”。第二周期的波动更剧烈，复苏后的行业结构、驱动力和社会责任都已与第一周期复苏时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