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中国华能宣布,世界首台650摄氏度高效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华能玉环电厂四期项目完成首方混凝土浇筑,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该机组采用中国华能研发的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温合金新材料,实现了关键高温材料技术的完全自主可控,打破传统燃煤发电的热效率瓶颈,实现“用更少的煤发更多的电”。
本以为振奋人心的消息能够对大家有所鼓舞,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互联网上居然有不少网友,认为该项目是过期产物,是别人淘汰的技术,是开历史倒车。他们的理由大概是:德国前脚3月份才炸掉其在国内的超超临界燃煤机组———莫尔堡火力发电厂,我们后脚就在11月全面建设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一边是爆破,一边是兴建,不少网友本着“外国的月亮一定是圆的”原则,在营销号的炒作之下,一边倒的抹黑国内科技。
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看一行学一行的原则,我特意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
历史来看:2018年,德国成立了“退煤委员会”,并于2020年正式立法通过《逐步淘汰煤电法案》,法律规定德国最迟在2038年前完全退出燃煤发电,并鼓励在2030年前提前完成。在德国绿党主导的环保政策压力下,2025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市郊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破声。 一座耗资30亿欧元、曾经是德国工业骄傲的莫尔堡燃煤发电厂,在数千名围观者的注视中化作废墟。 这座2015年才建成的电厂,是德国最现代化、最先进的发电设施,却仅仅运行了6年就被迫关闭,最终在炸药声中结束短暂一生。
原因如下:莫尔堡发电厂被炸毁的背后,是德国复杂的政治生态和能源政策的急剧转变。表面上看,这是德国能源转型政策的一部分,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首先,德国绿党的强势崛起是这一事件的重要背景。绿党作为德国政坛的重要力量,一直以来都坚持反核、反煤的立场,主张全面发展可再生能源。 在2021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绿党成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取得了重要的部长职位,包括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这让绿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能够将自己的能源政策理念付诸实践。 绿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和核能。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像莫尔堡这样的现代化、高效率、低排放的燃煤电厂,也不符合未来零碳排放的愿景,必须被淘汰。这种观点在德国社会中也有相当大的支持基础,尤其是在年轻选民和城市居民中。
其次,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面临严峻的能源危机。德国切断了与俄罗斯的能源通道,导致国内供电量不足,电价飙升。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德国不得不重启了一些已经停运的煤电厂。 这些权宜之计让绿党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它们违背了绿党的核心价值观。于是,在能源危机稍有缓解后,绿党领导的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就开始加速推进煤电和核电的退出计划。而莫尔堡发电厂,就成了这场"绿色革命"的牺牲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被关闭但保留设施的电厂不同,莫尔堡发电厂被决定彻底拆除,甚至不留重启的可能性。这一决定引发了许多疑问: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电厂一样,将其保留作为备用电源,以应对可能的能源紧急情况? 答案可能在于绿党的政治考量。在绿党看来,保留这些电厂就意味着给未来重启留下了后路,这与他们彻底摒弃化石能源的政治承诺相悖。如果未来因为能源紧缺而不得不重启这些电厂,那将是对绿党政治信誉的严重打击。因此,彻底炸毁这些电厂,不留任何重启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自保的手段。
从这个层面来看,首先可以明确的一件事就是:莫尔堡火力发电厂的爆破,并非是因为其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是落后技术,相反该机组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燃煤机组之一,谣言不攻自破。
其次,为了弄明白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又特地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资料显示:
简单来说:“超超临界高效发电技术”是对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既可用于建设新机组,也可用于改造老旧机组,将煤炭“吃干榨净”,用更少的煤发更多的电,达到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排放的目的。
超超临界是指介质的状态。在煤电生产领域,就是指水的状态。蒸汽的压力、温度等参数越高,能效也就越高。在22.115兆帕压力、374.15℃下,水蒸气的密度会增大到与液态水一样,这个条件叫做水的临界参数。比这个参数高就叫做超临界参数,而炉内蒸汽温度不低于593℃或蒸汽压力不低于31兆帕则被称为超超临界。用这样的蒸汽去推动汽轮机组做功的发电技术就是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到底有多牛呢?超超临界发电技术,作为当前全球最领先的火力发电技术,不仅实现了污染物超低排放,更将供电煤耗率降至每千瓦时265克以下。这项技术自提出以来,已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与演变。中国已迅速推广超超临界技术,如今其在煤电装机容量中的占比已超过26%,在技术和产能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那么既然这个技术这么牛,德国选择炸掉,而我们却选择兴建,其中的战略考量又是基于什么呢?
从德国来看,炸掉莫尔堡火电厂,主要是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地缘政治危机:俄乌冲突彻底暴露了德国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深度依赖,能源安全遭遇致命打击,让德国不得不选择建立多元化的能源供应网络。
二是资源匮乏:德国国内化石能源储量有限,传统能源路径难以为继。德国的硬煤资源已因成本过高而在2018年彻底停止开采,完全依赖进口。虽拥有丰富的褐煤,但品质差、碳排放强度极高,且露天开采对环境和社区破坏巨大。此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极为有限,高度依赖进口。在俄乌战争前,德国约55%的天然气、50%的煤炭和约35%的石油来自俄罗斯。
三是“破釜沉舟”:德国预期通过主动淘汰煤电,倒逼能源系统向以可再生能源和氢能为核心的新体系重构,渴望实现能源的“自主可控”。
反观中国,发展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我国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煤炭是中国最丰富、最可靠、最具自主掌控力的初级能源,这是基于资源优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其次是电力需求增长:作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和仍在发展中的经济体,中国电力需求仍在刚性增长,需要煤电作为保障基荷供电和电网稳定的“压舱石”。
最后是系统稳定性:风电、光伏具有间歇性和不稳定性,需要强大的稳定电源作为支撑。在新能源尚未能独立担当主力电源之前,必须依靠高效、清洁的煤电来“托底保供”,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工业生产不受影响。
德国的“破釜沉舟”并非鲁莽,而是在其独特的资源瓶颈、地缘政治危机、法律强制和科技自信下做出的战略性取舍,其认定化石能源是安全风险的根源,必须彻底切割,用可再生能源和氢能构建一套全新的、自主的能源系统。这是被逼无奈的“置换”。
而中国的逻辑是“并行”:在确保能源供给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用先进煤电护航,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这是大国稳健的“加法”。
两者路径迥异,但都基于对本国核心利益的理性判断。德国的选择风险极高,但它赌的是:谁能率先构建出成熟的零碳能源系统和产业,谁就能占据未来全球科技与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因此,结论非常清晰:中德两国的做法是其国情、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必然选择,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不同路径探索。 德国的激进转型为其技术和标准输出创造了机会,而中国的稳健过渡则为全球提供了在超大规模经济体内实现能源系统平稳转型的宝贵经验。两者对全球能源转型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通往目标的道路各有千秋。
所以你明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