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果故事】安踏商业故事第十-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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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安踏商业故事第十-十二章。

今天,我们不聊安踏的“灵魂”,我们来聊聊它的大脑和钱包。更具体地说,是它的CEO丁世忠,是如何像一个顶级的基金经理一样,管理着公司上千亿的资产,做出那些在当时看来让人摸不着头脑,事后却被证明是教科书级别的资本配置决策的。

巴菲特这类基金经理,痴迷的就是这类CEO。他们不常登上杂志封面,不善于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但他们对数字极其敏感,对资本回报率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把公司看作一个投资组合,而自己的首要工作,就是不断地、理性地、甚至冷酷地,将资本从回报率低的地方抽出来,投入到回报率高的地方去。

这套逻辑,听起来简单,却是商业世界里最稀缺的能力。现在,我们就用这把解剖刀,来拆解一下安踏这家公司,看看它的财富密码,到底藏在哪里。

引子:那笔没人看得懂的“破烂”生意,以及丁世忠的奇怪计算器

故事得从2009年讲起。

那会儿,整个中国的体育用品行业都疯了。北京奥运会刚结束,一股全民运动的热情被彻底点燃。李宁、特步、361度……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本土品牌,都在做同一件事:借钱、开店、请明星、上央视广告。那是一个信奉“渠道为王”的年代,谁的门店数量多,谁的logo在电视上出现得频繁,谁就是老大。增长,增长,一切为了增长。

在这种狂热的氛围里,安踏的丁世忠,却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他脑子“瓦特了”(坏掉了)的事。他没有把公司账上宝贵的现金,投入到这场看似稳赚不赔的开店大赛中,而是悄悄地跑到香港,花了大约6.5亿港元,从当时的“女鞋之王”百丽国际手里,买下了一个在中国市场上几乎已经咽了气的品牌——FILA。

我们必须搞清楚,2009年的FILA在中国是个什么货色。它是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意大利品牌,血统高贵,听起来很唬人。但实际上,它就是个“赔钱货”。门店形象老旧,产品设计跟不上潮流,一年要亏掉好几千万。百丽作为代理商,被它折腾得够呛,正急着把它当个烫手山芋给甩了。

而丁世忠,这个从福建晋江一个制鞋小作坊里走出来的企业家,没什么显赫的学历背景,普通话说得也磕磕巴巴,却像在旧货市场里淘到了一件稀世古董一样,兴高采烈地把这个“包袱”接了过来。

当时市场的反应,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基本就是嘲笑和不解。“安踏是疯了吗?”“一个卖一百多块钱跑鞋的,要去碰一个想卖七八百块钱衣服的品牌,这不扯淡吗?”“这6.5个亿,拿去多开几百家安踏店,一年的利润都不止这个数,回报不是更直接、更确定吗?”

这些质疑,在当时听起来,每一个都充满了理性的光辉。但显然,丁世忠的脑子里,装着一个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计算器。他看到的不是FILA当下的亏损报表,而是一个极其诱人的、风险与回报极不对称的投资机会。

这正是重视资本配置的CEO的第一个典型特征:他们是天生的资本配置者,拥有在嘈杂的市场噪音中,发现被严重错误定价的资产的非凡能力。

事后我们来复盘,丁世忠的逻辑其实简单得可怕,但却直指核心:

1、下行风险可控 (Limited Downside):6.5亿港元,对当时的安踏来说,是一笔大钱,但绝不至于让公司伤筋动骨。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笔投资打了水漂,FILA没做起来,安踏把这个业务关掉,亏掉这6.5个亿。但安踏的主业依然健康,公司死不了。这是一个有安全垫的赌博。

2、上行空间巨大 (Huge Upside):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能穿”,而是需要“穿得有品位”。一个既有运动基因,又有时尚感和历史底蕴的品牌,正好能填补这个巨大的市场空白。这个潜在的市场,价值可能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

3、核心能力可迁移:最关键的一点,丁世忠对自己和安踏团队的能力,有着清醒的认知。他知道,安踏最核心的竞争力,不是设计,而是强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和零售运营能力。他相信,只要给FILA这个拥有高端基因的“种子”,配上安踏这片肥沃的“土壤”(高效的供应链和零售网络),它就能重新发芽、开花、结果。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简直是一部商业爽文。FILA在安踏的手里,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到了2023年,FILA这一个品牌的年收入,就高达251.03亿元人民币。你拿这个数字,去除以当年那笔6.5亿港元的投资,算算这笔买卖的回报率,用“印钞机”这个词来形容,都显得有些保守了。

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篇幅讲这个十多年前的故事,是因为它为我们理解安踏这家公司,提供了一把独一无二的钥匙。安踏的成功,表面上看是“多品牌战略”的胜利,但其内核,其实是一个CEO,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持续进行高质量资本配置的结果。

好了,有了这个基本框架,我们再来看安踏在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状态,以及它那张庞大而复杂的资产负债表,一切就变得清晰起来。

第十章:安踏的“资产组合”:三台印钞机,三种玩法

一个资本配置型CEO,通常不会把公司看成一个需要事必躬亲的“大家庭”,而是看成一个可以灵活配置不同资产的“投资组合”。他们的核心工作,就是不断地优化这个组合,把现金从那些增长缓慢、回报率低的资产里抽出来,投入到那些增长迅速、回报率高的资产里去。

到2024年,安踏的这个投资组合,已经清晰地分成了三个核心部分。或者,你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三台并行运转的“印钞机”。每一台机器的型号、功率和操作手册,都截然不同。

第一台机器:安踏主品牌——稳如磐石的“国债”

这台机器是安踏帝国的基石,是所有故事的起点。2023年,它的年收入是303.06亿元人民币。在丁世忠的资产负债表上,安踏主品牌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投资组合里必须重仓持有的“美国国债”——它可能不会给你带来一夜暴富的惊喜,但它极其稳健,规模巨大,能源源不断地为你提供海量的、可预测的现金流。

在同行们还在为高库存和混乱的经销商体系头疼的时候,丁世忠在2020年,又一次按下了他那个与众不同的计算器,做出了另一个决策:启动DTC(直面消费者)转型。

这在当时也是个苦差事,甚至有点“自讨苦吃”的味道。这意味着安踏要从合作了十几年的经销商手里,把成千上万家门店的管理权和所有权,花钱买回来,变成自己直接运营。这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还要处理和经销商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短期内一定会让财报上的利润数字变得很难看。很多上市公司的CEO是不愿意干这种事的,因为它见效慢,吃力不讨好,还可能影响自己的短期业绩奖金。

但丁世忠的计算器又一次算了一笔长远的账:

短期成本 (Investment):收购门店、改造系统、培训员工,这些都是一次性的、巨大的资本开支。

长期收益 (Return):

1、更高的毛利率:砍掉了中间的批发环节,原来被经销商赚走的那部分利润,现在可以直接进到公司的口袋。

2、更健康的库存:直接掌握每一家门店、每一天的实时销售数据,可以更精准地安排生产和配货。这对于服装行业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必须记住,库存是服装行业最大的利润杀手,没有之一。卖不掉的衣服,就是一堆不断贬值的布料。

3、更强的品牌控制力:可以统一全国上万家门店的形象和服务标准,直接向消费者传递品牌想要传递的信息,而不是任由经销商们打折甩卖,损害品牌形象。

这是一个典型的、用短期的利润和现金流,去换取长期结构性竞争优势的决策。这台“国债”机器,经过这次代价不菲的“技术升级”,变得更加稳定和高效。它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为丁世忠后来的两场更惊险、更刺激的“豪赌”,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第二台机器:FILA——高收益、高现金流的“企业债”

FILA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捡来的宝贝”。在安踏的投资组合里,它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张评级良好、利息超高的“企业债”。它不仅自己能赚钱,还向市场证明了丁世忠的资本配置能力,已经成功地从“运营好一个本土大众品牌”,跨越到了“复兴好一个国际高端品牌”的更高维度。

这里最值得玩味的一点,是丁世忠管理FILA的方式,这又是一个鲜明特征:极度的去中心化 (Radical Decentralization)。

他没有像很多公司那样,在收购一个新业务后,就立刻派自己的人过去,把它改造成“安踏的一个高端事业部”。恰恰相反,他给了FILA团队近乎完全的独立王国。独立的设计团队(据说很多设计师在韩国,以保证时尚感),独立的营销团队(他们的市场预算和玩法,跟安踏主品牌完全是两码事),独立的零售渠道(只进最高端的商场)。

安踏总部做的,主要是两件事情:

1、分配资本:在FILA需要开店、需要做营销的时候,毫不吝啬地提供资本支持。

2、提供后台支持:把自己最擅长的、已经高度标准化的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物流体系等后台能力,像“插件”一样嫁接到FILA身上,帮助它提高运营效率。

除此之外,总部对FILA的日常经营,比如这季要出什么款式,要请哪个明星代言,干预极少。丁世忠的逻辑很清晰:我,丁世忠,是卖运动鞋服出身的,我搞不懂什么是“高级运动时尚”。既然我不懂,那我就放手让最懂的人去干。我作为CEO和董事会主席,要的只是结果——一张漂亮的损益表和健康的现金流量表。

这种“放手”的管理哲学,让FILA得以保持自己独特的品牌调性,没有被安踏的“草根”基因所同化,最终成长为一台年收入超过250亿的“现金奶牛”。这台机器产生的巨额利润,又让丁世忠有了更足的底气,去启动他迄今为止最大胆、也最能体现其管理本色的一场资本运作。

第三台机器:亚玛芬体育——高风险、高回报的“VC投资组合”

时间来到2019年。此时的丁世忠,手握安踏和FILA两台印钞机,现金充裕,信心爆棚。于是,他做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惊险的一次资本配置决策:联合方源资本等财团,斥资总价值约46亿欧元(按当时汇率折合超350亿元人民币),收购了芬兰的体育用品集团——亚玛芬体育(Amer Sports)。

如果说当年收购FILA是“捡漏”,那这次收购亚玛芬,就是一场真金白银、赌上公司未来的“豪赌”。这笔钱,比安踏当时一年的总收入还要多。为了完成这笔“蛇吞象”的交易,安踏甚至不惜在资产负债表上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这在当时看来,风险极高。亚玛芬旗下虽然有始祖鸟(Arc'teryx)、萨洛蒙(Salomon)、威尔胜(Wilson)这些在各自领域里如雷贯耳的顶级品牌,但它本身是一个管理效率不高、增长缓慢、盈利能力平平的欧洲“大国企”。很多人担心,安踏会陷入严重的消化不良,被这头欧洲巨象拖垮。

但我们再次戴上资本配置者的眼镜,来审视丁世忠的这笔交易,你会发现背后依然是冰冷的、不带感情的理性计算:

1、资产的稀缺性 (Asset Scarcity):他买下的,不是几个品牌,而是一张通往全球高端专业运动市场的、独一无二的“门票”。特别是始祖鸟,它在户外领域的地位,如同爱马仕在奢侈品界的地位,这种品牌资产,是花多少钱、用多少时间,都未必能再造一个的。他用资本,一次性买断了安踏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化想象力。

2、协同效应的确定性 (Synergy Certainty):丁世忠看中的,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协同效应。他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亚玛芬旗下这些牛逼的品牌,最大的增长潜力在哪里?答案毫无疑问,在中国。而安踏,恰恰是这个星球上最懂得如何在中国市场卖运动鞋服的公司。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用安踏已经验证过的零售运营能力,能让始祖鸟、萨洛蒙在中国的业绩,实现翻几番的爆炸性增长。这是一种“1+1>2”的、几乎写在纸面上的回报。

3、巧妙的财务杠杆 (Financial Leverage):他非常聪明,没有用安踏一家公司的钱去硬扛这笔巨额收购。他组建了一个财团,拉上了专业的私募股权基金(PE)方源资本等伙伴。这既分散了安踏自身的财务风险,也引入了更专业的资本运作高手来共同操盘。这个操作表明,他的思维,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实业家”,进化成了一个善于利用金融杠杆的“资本家”。

收购完成后的几年,安踏对亚玛芬的管理,几乎是完全复制了当年管理FILA的“去中心化”模式,甚至做得更彻底。亚玛芬的全球总部依然在赫尔辛基,研发中心依然在德国和加拿大,各个品牌的CEO和管理层也基本保持稳定。安踏做的,只是像一个“超级教练”一样,把自己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亚玛芬的中国团队,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

结果如何?始祖鸟在中国被成功地打造成了“硬核奢侈品”。据多个行业渠道信息显示,其核心门店的坪效表现不仅远超传统体育用品行业,甚至足以比肩一线奢侈品牌的水平,展现出惊人的盈利能力。萨洛蒙的越野跑鞋,也从小众的“跑山圈”,火成了城市中产脚上的潮流单品。最终,在2024年2月1日,亚玛芬体育成功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安踏作为控股股东,账面回报丰厚,也为这笔惊天收购,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完美的句号。

好了,到这里,安踏集团2025年的资产配置已呈现新格局。截至2024年底,安踏集团自身收入已达708.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6%;亚玛芬体育收入为51.83亿美元(约377.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两者合计收入已突破千亿大关,达1085.78亿元人民币,提前实现了"2024年突破千亿"的预期。

这个千亿帝国,由三块核心资产构成:

安踏主品牌:像“国债”,提供稳定且海量的现金流。

FILA:像“高收益企业债”,提供高额的利润和高端品牌运营的成功经验。

亚玛芬:像一个“VC投资组合”,旗下的每个品牌都是一个高潜力的项目,共同提供了全球化的想象空间和未来的增长引擎。

这三台机器,风险和收益特征各不相同,但组合在一起,却构成了一个异常坚固和强大的业务结构。这背后,是一个资本配置型CEO,长达十几年,始终聚焦于“如何让一块钱的资本,产生最大回报”这个核心问题的思考和实践。

第十一章:管理者的两难:如何在一间屋子里,养三只老虎?

现在,我们来聊点更软性,但也更棘手的问题。当你通过一系列高超的资本运作,拥有了一个像安踏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品牌帝国之后,一个新的、比“去哪里找下一个FILA”更头疼的问题就来了:你怎么管理它?

这就像你在一间巨大的屋子里,养了三只性格迥异的顶级掠食者:一只是来自本土的东北虎(安踏主品牌),强壮、务实、接地气;一只是从意大利引进的、姿态优雅的孟加拉虎(FILA),漂亮、骄傲、能赚钱;还有一只是新加入的、来自全球各地的雪豹、美洲狮和棕熊的组合(亚玛芬旗下的品牌),个个高冷、专业、有自己的脾气。

它们都是你的宝贝,都能帮你捕猎。但问题是,它们也会互相看不顺眼,甚至会为了争抢同一块地盘、同一批猎物而大打出手。

那些资本配置型CEO,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通常都惊人地一致,甚至显得有些“偷懒”: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再去中心化。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坐在总部的办公室里,手下就算有几十个顶尖的MBA,也不可能比身处市场一线的几千个店长、产品经理、销售人员,更懂具体的业务。所以,总部的任务,不是像个皇帝一样,天天对着地图发号施令,而是像个风险投资人一样,制定好投资规则、分配好资本,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创业团队”(各个品牌事业部),放手让他们去干,自己只看最终的投资回报。

丁世忠显然是这一理念的忠实践行者。但“去中心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充满了各种具体的、人性化的矛盾。这就引出了我们在之前版本中提到的那个“帝国建造者”和“品牌守护者”的内在冲突。

不过,在这类CEO的视角里,这与其说是一种“企业灵魂的拷问”,不如说是一个“组织设计的数学题”。一个设计良好的系统,远比一百场激动人心的内部动员会更有效。

案例研究:始祖鸟的“雪山T台秀”风波,一场关于ROI和品牌“光环”的内部辩论

我们再来复盘一下那个在行业内引起巨大争议的“雪山T台秀”事件。尽管我们无法得知当时会议室内的真实对话,但根据该事件引发的后续讨论和安踏的战略调整,我们可以合理推演出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强大的逻辑,正在公司内部进行着激烈博弈。

逻辑A:“增长最大化”派 (The Growth Maximizers)

这帮人,通常是集团层面的高管,或者是背负着沉重增长KPI的中国区负责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结果导向的,他们每天盯着的是Excel表里的增长曲线和投资回报率(ROI)。

在他们看来,始祖鸟在中国市场,当时面临一个增长瓶颈。只服务那一小撮硬核的登山、滑雪爱好者,市场天花板很明显,永远做不成一门百亿级别的大生意。所以,品牌必须“破圈”,必须让那些在国贸、陆家嘴上班的、有钱有闲的城市精英,也认识到“鸟”的价值,并把它当作一种身份的象征来购买。

从这个角度看,在雪山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能刷爆社交媒体的时尚大秀,是一次ROI极高的营销投资。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逻辑B:“品牌纯粹派” (The Brand Purists)

这帮人,通常是品牌内部的老员工,或者是那些自己就玩户外、真心热爱这个品牌的产品经理和设计师。他们不怎么看ROI报表,他们关心的是品牌的“光环”(Aura)和在核心用户心中的“神圣感”。

在他们看来,品牌的价值,来自于它几十年如一日的专业、真实和对自然的敬畏。在他们心中,雪山是需要用生命去体验和尊重的圣地,而不是一个商业作秀的T台。把一个商业活动搞到那里去,是对自然和品牌精神的双重亵渎。这会稀释品牌的专业形象,让那些真正的“老炮儿”觉得品牌“变味了”,最终可能导致核心用户的流失,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损失。

你看,双方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一个传统的、喜欢“一言堂”的CEO,此时可能会拍桌子,凭自己的感觉和权威来做决定。但一个理性的“局外人”CEO,此时应该做什么?他不会简单地裁决谁对谁错,而是会冷静地反思:我的组织设计,或者说,我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出了问题,才导致了这种两难的局面?

这场风波,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安踏在“去中心化”管理模式下的一个关键挑战:如何在追求短期财务增长(这通常是总部的核心诉求)和维护品牌长期无形价值(这通常是一线团队的坚持)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平衡机制?

丁世忠和他的团队,事后显然也进行了深刻的复盘。他们没有简单地处罚某个负责人,而是开始做一些更底层的、结构性的调整。这些调整,就像是给这套操作系统打上了新的补丁:

1、更精细化的考核指标 (Refined KPIs):除了销售额和利润增长这些硬指标,开始引入更多关于品牌健康度的软指标,比如核心用户的净推荐值(NPS)、品牌在专业领域的声誉调研结果等。这意味着,你不能只为了短期业绩好看,去做伤害品牌长期价值的事情,因为那也会影响你的奖金。

2、强制性的文化沟通 (Forced Communication):建立一种机制,让总部的“增长派”们,必须定期去一线,去和那些“纯粹派”们待在一起。让他们也背上包去徒步,去爬山,去体验一下产品在极限环境下的表现,去理解为什么有些工艺和原则是不能轻易为了降成本、赶速度而妥协的。反之,也让品牌团队的人,来总部参加财务会议,让他们明白公司作为一台巨大的机器,对现金流和利润的渴求。

3、设立“品牌宪法” (Brand Constitution):为每个品牌,特别是像始祖鸟这样的顶级品牌,以书面的形式,设立一些核心的、不可逾越的原则,作为所有重大决策的底线。比如,“任何营销活动都不得损害品牌在硬核用户心中的专业形象”可以被写进宪法。这样一来,未来的任何决策,都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客观的标准。

这就像给每只老虎,都划定了一个清晰的领地和行为准则。你可以在你的领地里自由捕食、尽情奔跑,但你不能越界,更不能为了多吃一口肉,就去破坏整个森林的生态平衡。

所以,你看,资本配置者CEO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靠开会统一思想,也不是靠个人魅力去感召,而是靠设计一个更理性的、能让不同利益诉求在其中找到平衡点的系统。这听起来不那么激动人心,甚至有点枯燥,但却异常有效。

第十二章:风险清单与“资本配置者”的工具箱

好了,我们聊了安踏的成功之处,现在得聊聊风险了。一个优秀的资本配置者,一定是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他们花在思考“什么事情可能会出错”上的时间,远比花在开香槟庆祝成功上的时间要多得多。

对于2025年的安踏这艘巨轮来说,它的风险清单上,主要有这么几项。我们来看看一个资本配置者CEO,会从他的工具箱里,拿出什么工具来从容应对。

风险一:品牌组合的“左右互搏”

这是最显而易见的风险。当安踏主品牌为了提升形象而在“向上走”,FILA为了扩大市场而在“向下探”,中间还有迪桑特、可隆这些品牌在卡位时,它们会不会开始内卷,开始抢夺同一批消费者?

传统CEO的工具:不停地开会协调、用PPT划分严格的价格带、三令五申地强调每个品牌的定位。这些都对,但往往效果有限,因为市场的边界是模糊的,消费者的选择是流动的。

资本配置者CEO的工具箱:

1、数据驱动的精准用户画像:他们会不计成本地投入巨资,去建立一个集团层面的用户数据库(CDP)。他们要知道,那个同时购买安踏高端跑鞋和FILA入门T恤的人,他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社交圈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相信冷冰冰的数据,而不是某个市场总监的感觉。

2、独立的损益核算单元 (Independent P&L):让每个品牌,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利润中心。每个品牌的负责人,都要像一个真正的CEO一样,对自己团队的损益表(P&L)负全责。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就会像猎犬一样,想尽办法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差异化的市场空间,因为那直接关系到他们自己的收入和前途,而不是整天指望着总部来“调解矛盾”。

3、资本的惩罚与奖励:这是最核心、也是最冷酷的工具。对于那些定位清晰、增长健康、资本回报率(ROIC)高的品牌,总部会毫不犹豫地倾注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支持他们去开店、去做营销。而对于那些陷入同质化竞争、效率低下、不赚钱的品牌,总部则会毫不留情地收紧预算,甚至在某个时刻,像当初买入它一样,果断地把它卖掉。资本的流动,会自动引导品牌走向最有利的位置,这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有效。

风险二:庞大身躯的“库存诅咒”

对于一家年收入千亿的服装公司来说,库存就是悬在头顶的“核武器”。哪怕只有5%的库存处理不掉,都是几十亿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

传统CEO的工具:打折、打折、再打折。把卖不掉的货,扔到奥特莱斯渠道去清仓。这些是必要的“止损”手段,但非常被动,而且会严重损害品牌形象。

资本配置者CEO的工具箱:

1、对现金流的极度痴迷:他们会把“现金转换周期”(Cash Conversion Cycle)这个听起来很拗口的财务指标,看得比净利润还重要。这个指标衡量的是,公司从花一块钱买棉花,到最终把这块棉花做成衣服卖掉、收回现金,需要多长时间。时间越短,说明公司的运营效率越高,被库存占用的资金就越少。

2、对供应链的持续技术投资:他们会把DTC转型、大数据预测、柔性生产这些看起来很“烧钱”的技术投入,看成是降低库存风险、缩短现金转换周期的最有效投资。他们愿意为之支付巨额的“保险费”,因为他们知道,一次库存危机带来的损失,可能比十年的技术投入还要多。

3、坚不可摧的资产负债表 (Fortress Balance Sheet):他们会始终保持账上有海量的现金。就像我们查到的,安踏在2024年底,手握超过522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及等价物。这笔巨额的“金融战争储备金”,就是用来应对极端情况的。即使市场突然崩盘,导致大量库存积压,他们也有足够的现金,来度过危机,甚至可以在所有人都恐慌地抛售资产时,从容地走上牌桌,去收购那些廉价的优质资产。

风险三:跨国并购的“文化排异反应”

这是管理亚玛芬这个全球化平台,最棘手、也最无形的挑战。一个在芬兰赫尔辛基总部、下午3点就下班去森林里滑雪的工程师,和一个在厦门总部、半夜12点还在钉钉群里讨论双十一方案的运营官,他们的思维方式、工作节奏、价值观念,可能完全不在一个星球上。

传统CEO的工具:派驻总部的“钦差大臣”过去监督、搞一些跨国团建和文化培训、开没完没了的全球视频会议。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往往流于形式,甚至会加剧矛盾。

资本配置者CEO的工具箱:

1、极简的总部 (Minimalist HQ):他们会刻意维持一个规模非常小的集团总部。总部的功能,不是管理,而是服务和配置资本。他们不会向子公司派出大量的、指手画脚的“婆婆”。

2、基于结果的信任 (Trust Based on Results):他们对子公司管理层的考核,高度聚焦于几个核心的、可量化的财务指标,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资本回报率(ROIC)、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等。只要你能持续地为股东创造价值,总部就充分信任你,给你最大的自主权。至于你是用什么方法、什么企业文化来实现的,总部并不想过多干涉。

3、统一的“商业语言” (A Common Business Language):他们会努力在整个多元文化的集团内部,建立一套统一的、基于理性和数据的“商业语言”。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我们坐到会议桌前,都用资本回报率、市场份额、用户增长这些客观的指标来对话。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沟通内耗和误解。

结语:一个尚未结束的非典型故事,和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

好了,关于安踏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用资本配置者的视角看下来,你会发现,安踏的成功,背后有一套清晰的、可复制的,但又极难模仿的逻辑。这套逻辑的核心,就是理性的资本配置和去中心化的组织管理。

它的掌舵者丁世忠,这位非典型的CEO,他不像很多聚光灯下的明星企业家那样,长于演讲,善于塑造个人IP,善于讲激动人心的故事。他更像一个低调的、精于计算的价值投资者,只不过他投资的标的,是自己所经营的这家公司。他做的,只是在每一个关键的岔路口,都用一种近乎“强迫症”的理性,去计算风险和回报,然后做出那个在当时看来可能“离经叛道”,但从长期来看,却能最大化股东价值的决策。

当然,这个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随着安踏的体量越来越大,它面临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复杂。那个曾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CEO” playbook,在下一个十年,是否依然能所向披靡?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一个以收购和整合见长的资本配置系统,能否在内部,也培育出像始祖鸟、FILA这样伟大的、源于自身基因的原创品牌?当年的“屠龙少年”,在成为巨龙之后,是否还能保持那份的冷静、谦卑与饥渴?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安踏在下一个十年的股东回报率。而这,或许是另一个、更精彩的商业故事了。

【第十-十二章完】

注:文章为合理故事化演绎,资料与数据来源于公开信息,纯属个人兴趣研究,不代表真实事件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