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季订单达 46.85 亿单,国内日均订单超过 3800 万单,订单量连续 11 个季度保持双位数增长……滴滴最新三季报的数据,再度证明其业务规模已经逼近“基础设施”。
然而滴滴的组织方式却与传统企业的逻辑迥异:它统筹着庞大的劳动供给,却不雇佣他们;它塑造着供需结构,却不承担雇主责任;它拥有企业式的调度能力,却采用市场式的用工方式。这种结构上的错位,是理解平台经济的一个入口。
科斯曾指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匹配、议价、监督太昂贵,需要付出组织成本来换取内部的稳定与可控。而滴滴们展示的改变在于:当算法大幅压低匹配成本,把信任外包给评分体系,把监督交给实时位置与数据系统,许多过去只能在企业内部完成的协调动作,开始在市场结构下实现并规模化。
正是这种技术对协调成本的重塑,使平台具备了传统市场不可能拥有的组织能力。司机不能议价、不能随意挑单、拒单会受罚;骑手的路线被提前预测,延误风险被算法量化。形式上平台并未雇佣这些劳动者,但行为上却拥有雇主式的即时控制力。它看似市场,却行使着企业的权力;看似企业,却规避了企业的成本。
在这种混合形态之下,企业边界开始变得松动。平台把企业最昂贵的组织能力——调度、监督、资源配置——转化为边际成本远低于传统模式的算法功能。传统企业依赖层级与管理者;平台依赖服务器、模型与算力。控制力更集中,行动更即时,组织半径也随之被技术外推。
这正是当下所有平台争议的根源:劳动者承担全部风险,平台掌握主要权力;雇佣关系名义上不存在,但控制关系在结构上真实存在;定价、抽成、规则由平台设定,却用市场自由作为叙事包装。平台的特征因此是“双重的”:交易被市场化,劳动被企业化,风险被个体化,控制被数据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台既不是企业的替代品,也不是市场的升级版,而是对二者的一次重新组合。它吸收了市场的灵活性,又继承了企业的控制力,将双方的优势叠加、成本外移,并以算法的形式实现规模化扩张。企业边界不再由组织结构定义,而是由技术结构决定。
科斯的理论并未失效,但技术让企业的定义出现了裂缝:企业的核心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控制关系;市场的核心不再是价格信号,而是算法信号。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正在替代传统的企业—市场二分法。
未来的经济活动,很可能不再发生在企业与市场之间,而是发生在由代码构建、以数据为边界、由算法维持秩序的混合结构中。
而平台的边界还远未抵达终点。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开始商业化,平台第一次有机会将供给侧直接纳入技术体系之中,不再通过劳动者,而是通过车辆与算法本身来完成服务。这条更长的边界线,其走向早已在今天的平台模式里悄悄写下伏笔。